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另一位是华人学者杨小凯（1948－2004）。小凯堪称中国学者中的传奇。小凯自学了数学，出来后直接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到澳洲任教，获得终身教授。
华人经济学家 | 杨小凯
但小凯最魂牵梦绕的永远是中国，最牵挂的永远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上个世纪80-90年代，他和众多中国经济学家一致共认：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但他随后发现，没有私人产权的基础，市场经济就是在沙滩上建大楼，从此小凯逢人就谈私人产权的保护。再后来，小凯发现，历史上王权总是不断侵犯产权，因此政权不归位，产权不可能到位；不建立现代政权制度，就不可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他因此跑回中国发表石破天惊的演讲，指出五四“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经过时了，中国人现在需要懂得“以宪行政与共和制度”，从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讲“以宪行政”学者。再后来，小凯又发现，宪法政不能是无缘之木、无本之水，制度的种子再好，还需落在好土里才能结实百倍，他由此发现遵宪行政与基督新教的亲和关系，他自己的生命也转化成了一名基督徒。至此，小凯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从市场制度始，从信仰生命终，可谓走到了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然而曲高和寡，几人真懂小凯？
在经济学上，小凯最大的原创贡献，是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新方法复兴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小凯自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从而做出了教科书级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比卢卡斯（ 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理论要好得多。可惜小凯56岁英年早逝，否则他一定是当今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
2000年12月，小凯回国讲学，我亦有幸在北大等听过他的讲座。尤其小凯在北京天则所“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那场报告，“先知”性的光芒更是不同凡响，是今天中美贸易战之时，我不能不特别要介绍的。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已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增长良好。1995年，林毅夫教授海归回国，大力传讲“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创新并不等于发明，后发国家不必追求原创性、发明型创新，只要学习、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经验，就可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最终后来居上。
经济学家 | 林毅夫
林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很尊重他。他的理论其实否定了计划经济模式，即避开市场经济另搞一套的作法，因此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后发优势”理论也很好地拟合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带给国人乐观的发展预期，更指给中国一条路，那就是通过学习、模仿、吸收，来实现对西方的超越。所以“后发优势”理论在中国，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庙堂，都大受欢迎，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重大问题。。
就在这个时侯，小凯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对于“后发优势”概念，小凯以“后发劣势”的概念与之针锋相对！小凯指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故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给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困难，因为制度创新可能冒犯既得利益，这使得后进国家有一种倾向，就是技术模仿优先，制度模仿滞后甚至被搁置；这样厚此薄彼，短期内依然可以取得快速发展，却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带来长期发展的失败，从而跌入“后发劣势”的死坑。
小凯以“洋务运动”为例。“洋务派”们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 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比“洋务运动”前更好的中国经济，代价却是“后发劣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中国的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所谓机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坑蒙拐骗，然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还算小事，权力不受约束、政策随意变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就太可怕了，最终令市场制度体系无从建立，经济转型走向绝路。中国现在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在我看来，不是官员的腐败，而是“国家机会主义”！
林毅夫主张中国走“后发优势”的渐进改革道路，小凯却主张中国要走宪政改革的道路，也就是要先致力于建好制度的基础设施，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不被“后发优势”的思路带到阴沟里去。通过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比较说明，小凯特别提醒：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也没有资格奢谈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或者“中国模式”。
多年后，张维迎教授也提出：的确，抄作业的没有资格嘲笑写作业的；人家修路花了三年，我们三分钟跑过去，因此而夸耀自己速度快，这是何等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