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税费负担有多重？应当减多少？

2014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所谓的减税清费，成效究竟如何？与国际比较，中国的宏观税费水平目前高出多少？水平多少合适？今后应当分几年减税费？各年规模和总规模应当多大为宜？这里就此并以国民收入在企业与政府间错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讨论。我们的研究团队，正在计算各方面改革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因为减税费是一个最为紧迫的改革，因此，将我们研究的这部分结果先发表出来，供各方了解和参考。

一、中国宏观税费负担到底高出多少？

在政府与个人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体制安排和风险防范：一是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要建立起制约关系，避免公权力部门膨胀较大、效率较低、支出过度、资源浪费等消耗税款的情况；二是国家的治理能力较弱，个人和企业太分散，不愿意缴纳合理的税收，政府筹集收入的组织力不强，出现不能提供有效公共管理、理想公共服务和满意基础设施的问题。

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方面发展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资源配置上实行了计划经济，政府的经费来自于企业的上交利润，农村上交的公粮和其他农业产品，没有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税收体制。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地改革，宏观收入水平，从高到低，1995年最低时为16.45%左右。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确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税收及政府其他收入体制的改革，分税制改革增强了税收向中央集中的力度，养老、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险金开始建立和征收，土地使用从政府无偿划拨逐步改革为协议和招拍挂出让，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项通过收支两条线合法化，结果宏观税负率很快上升到2013年的38.27%。显然，政府向企业等纳税人筹集的收入水平，即使按照最高限28%的水平，也多了10个百分点，规模达56613亿元，超过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所承受的适度宏观税负率。

从表1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005年的宏观税负水平26.43%，其后每年负担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了36.22%。从表6-2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平衡宏观税负率降低到了33.4%，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率只有17.0%，体制转型国家的税负率为29.1%，所有国家平均税率为21.8%。中国2017年宏观税负水平，分别比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和平均水平高出19.2和7.1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

从中国政府的收入结构看，宏观税费负担提高到适度水平以上，主要是土地出让金、社会保险金和行政性收费三大部分快速增长所致。当然，政府税收部分增长也不慢，年平均增长都快于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从征税对象看，各项税收和费金，主要从企业中收取，后来开征的个人所得税比例较低，房地产税没有开征，最保守估计，政府收入的85%来自于企业。

从表3中国企业税负与世界其他国家税负比较看，比高收入国家平均值高出近29.73个百分点，比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8.8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6.84个百分点。当然，这里有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因素。但是，政府收入的负担，主要还是压在企业身上。

二、高税费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

从表1、2和3的数据看，我们2017年宏观税负率为36.20%，均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也属于二元体制转型国家，即使按照转型国家29.1%的宏观税负率计算，2017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了7.1%。

那么，中国国民经济的宏观税负水平，到底为多少合适呢？2017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600美元，虽然经济总规模较大，从“人均GDP水平越高，税负承受能力越强；而人均GDP水平越低，税负承受能力就越弱”的道理看，比照世界各国宏观税负水平，即使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要考虑进去，我认为在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最多也不能够超过GDP的30%。

因此，从2017年的数据看，政府从国民收入中多分配了58973亿元。政府过多分配国民收入，导致企业投资减少还原，其模型为：

中国政府收入的85%来自于企业交纳的税收、费项和基金等，则企业应该投入而没能投入的资本⊿K1=50127亿元。

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计算中国近年的投资生产率为15%左右，我们将此设为最低，考虑资本生产率高中低为15%、25%和35%，则应投而未投的产出损失为7519亿元、12531亿元和17544亿元。我们取中位资本生产率水平，则2017年产出损失占GDP的1.52%。

三、前三季度究竟减没减税费

这个分析的含义为，宏观税负降低到30%，政府如果没有过多地分配国民收入，企业投资的资本要素正常增加和配置，2017年的GDP应当是839643亿元，比2017年的827112亿元，多出12531亿元。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税费水平较高，主要是行政和经济建设支出过多，并且，一年内减税到位，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但是，减税五年，可能时间太长。考虑目前分配格局的承受能力，减税降费还是分三年实施为宜。

从2018年前三季度的政府收入看，1到9月税收为127486亿元，行政收费为18345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为42298亿元，土地出让金以外的基金收入为7050亿元，发行彩票收入3835亿元，国有企业资本经营上缴数假定与去年同期水平相同为1875亿元，社会保险基金39300亿元，则前三季度财政总收入为240189亿元，前三季度GDP总规模为650899亿元，宏观税费负担水平达到了36.2%。

四、应当减多少，分几年减，总规模多大？

笔者在总的研究中，也对中国减税费的标准进行了划定，即不超过GDP的30%红线，据此计算了应当减少的税费规模。但是，一年减的力度太大，可能财政支出方面不能适应，于是形成了一个三年减税费的计划，并测算了其增加产出的成效。

设想从2019年开始真心实意地减税降费，分三年达到合理水平30%。2018年GDP约为881701亿元，按照不改革基准1和人口因素可能影响的基准2各年GDP，通过减税还原，并假定因市场需求环境开始改善，资本生产率得到提高， GDP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加快了0.4%到0.43%。据此2021年时，对比基准1（不采取任何改革）和基准2（人口因素压力太大），增加了12797亿元和16888亿元的GDP产出。三年中宏观税费水平降低到合理的30%水平，需要共计减税56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