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医院，双腿就止不住颤抖：中国医护疫情后 心理受创调查

幻觉、莫名哭泣、躯体疼痛、病人插管的画面不断出现在眼前，“真话不敢说，假话不想说”。

2020年3月12日，一名医护人员在武汉一所曾经专门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向窗外望。摄：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防护服漏了，病毒爬进身体……曹月（化名）从噩梦中惊醒，一身冷汗。尽管距疫情爆发已过去半年，失眠、噩梦仍旧困扰着这个20出头的武汉护士。另一位护士的梦里则经常出现病人插管的画面，因为感染了这个被命名为Covid-19 的病毒，可以令重症病人犹如溺水般呼吸困难。一名医生只要靠近医院，双腿就止不住地颤抖。另一名年轻医生则在离开武汉几个月后，难以走出创伤，选择了自杀。

Covid-19疫情在中国前线医护中导致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称「PTSD」）正在逐渐浮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潘明志（化名）透露，在一份不被允许公开的研究报告中，15%的前线医护在疫情高峰后约6个月出现了PTSD，而在SARS后，这一比例为10%（编注：系SARS三年后调查数据）。潘的团队从3月初进驻武汉，对近千名医护做心理辅导与调查，至今已追踪回访三次。

这是一种不能摊在阳光下讨论的痛苦。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人士向端传媒证实，因疫情太「敏感」，科研人员不管发表论文还是接受传媒采访，都要经过审批，不能擅自公开数据。

不过，早在2月就不断有中国医护在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其中最早的调查时间是1月28日，即武汉封城之后5天，最晚为2月底，受访者包括武汉、湖北其他地区、湖南、广东、江苏、上海及全国31省的医护人员，最大调查规模为4369人。在武汉疫情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最高峰期，这些论文为外界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端传媒翻阅十多篇关注中国前线医护在疫情中心理状态的学术论文，并采访十多位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社工等，试图还原过去半年，中国前线医护遭遇的、不被鼓励诉说的心理创伤。

全球医护在SARS/MERS/COVID-19中的十大心理状态 图：端传媒设计部

「那种绝望感就像在地狱里」

「那种绝望感就像在地狱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童俊这样形容1月到3月的武汉，医疗资源耗竭，医护人员与床位、防护物资都极度缺乏。「看着病人死，没有办法，这种打击是巨大的。」童俊是少数同时持有精神科医师与心理咨询师双重资格的资深医生，曾到美国加州退伍军人照护中心做战后心理创伤的进修，在疫情期间一直留守武汉。她所在的精神卫生中心主治精神疾病，但因为病床严重不足，就连这间医院的ICU都被改建成了负压隔离病房。和几乎所有武汉医生一样，她接到无数亲戚朋友的电话，拜托她帮忙找一个床位，但她毫无办法。急诊室门口，等不到床位而死去的人里，也有她医护同事的亲人。

武汉医生蔡小伟（化名）记得，1月，做肺部CT的病人几乎每天都翻一番，「像股票一样」。他所在的医院是接收Covid-19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

因封城导致食物补给不足，那几个月，蔡小伟把一辈子要吃的方便面都吃完了，没时间拿热水泡开，就直接干啃。同事们最喜欢他进隔离病房时带的一大堆咖啡，可以让人工作更久，不会倒下，特别是穿上防护服后至少8小时喝不了任何东西。

一篇发表于早期的针对医护心理状态的论文指出：54.2%的医护感到焦虑，58%感到抑郁，而高水平焦虑的比例达到55.1%，高过SARS的39.3%。另一份始于1月29日的调查触及到来自34间医院的1256名医护人员，其中20间医院在武汉。结果显示，除了焦虑与抑郁之外，还有71.5%的医护卷入悲痛之中，34%的人无法入睡。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童俊认为，这些焦虑、抑郁、悲痛与防护物资的缺乏有重大关联。在武汉中南医院的调查中，高达60.8%的前线医护不能获得足够的防护物资，包括口罩、面罩、防护服、护目镜和帽子。相比之下，只有4.9%的医护认为防护足够。而超过六成的医护需要接触确诊或疑似的感染者，面临极大的感染风险。交叉分析数据显示，越没有防护的医护，越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其中，完全没有防护物资的医护，焦虑程度为58.2%，约为防护足够医护的一倍。

防护物资与中国医护焦虑抑郁的关联 图：端传媒设计部

除此之外，中科院教授潘明志观察到，在医护中最普遍的情绪，还有愤怒。

「疫情虽然是由病毒引起，但（心理）早期的反应好多都跟人为管理不到位关联比较大，前线医护会有一些愤怒。」潘明志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像自然灾害，不像地震那种不可抗力，人为的因素是很多的。」

一位名叫张嬿婉的武汉协和医院隔离病房护士，于1月25日在微信朋友圈实名举报护理部主任，指隔离区的护士在物资如此匮乏下还要三班倒，「至少每天要在那里呆上8小时，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厕所」，而护理部主任却要求护士在未经培训的情况下完成核酸检测的咽拭子采集。

她随文附上一张护士头戴黄色垃圾袋充当防护服的照片，并写道：「我不是借理由想逃避这场战争，我愿意当一个战士，并且一直努力站在最前面。但我希望做一个身上有防弹衣、枪里有子弹的战士！做一个不被当做人肉挡板的战士！」发出举报后，她表示不会再从事护士行业，「我要为自己而活。」和许多被送上前线的护士一样，张嬿婉也是一位年轻的母亲。

医生蔡小伟告诉端传媒，同样因防护物资不足而辞职的还有另一间医院的护士长。她已彻底离开医护行业。

半年后的7月29日，武汉协和医院有护士自杀坠楼，其同事向端传媒证实，死者就是张嬿婉，原因不明（编注：据张嬿婉同事介绍，张此前的辞职未被批准，原因未知） 。

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医院高层亦出现朝令夕改的情况——前一天勒令赶快改隔离病房，后一天又说不要了的情况。武汉金银潭医院一位医生告诉端传媒，曾有医生想为全院近700名医护做肺部CT排查，发现包括副院长之内的多人疑似感染后，即被院领导叫停。领导认为其传播恐惧，再这样查下去，就没有可以用的人了。

「不把我们当人。」蔡小伟至今感到愤怒，「很多人的这种心理问题，就是被欺负的、被气的。用完你了就完了，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潘明志观察到，这种愤怒情绪在武汉前线医护中普遍存在。「有的医院领导不太重视，说你们不应该搞那么多。要稳定压倒一切，有很多管理问题。」

美籍华裔哀伤咨询师刘新宪曾为武汉前线社工提供心理辅导，他提出，愤怒不一定是不好的。「一种是正义的愤怒，确实看到了社会的不公，而为此感到愤怒。」这就是所谓「义愤填膺」。「它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长期压抑愤怒，看不到改变的可能，那即使是义愤，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转化为焦虑，乃至抑郁。

2020年2月23日，一名医护在医院的走廊里休息。摄：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而数据未能呈现的，还有对死亡的恐惧。

目睹大量病人死亡、同行感染，给前线医护带来巨大冲击。蔡小伟回忆：「最开始，我们急诊室每天（产生）的尸体拖2个小时都拖不完，到最后，12个小时都拖不完。」

「吓的。」他说，「不是怕苦怕累，是怕死，怕残废。」

一直身处武汉的萧芳芳（化名）是一位社工，为十几名前线医护提供过心理支援。她说，医护人员由于长期的理性训练，尤其是急诊科、ICU的医护，比普通人抗压能力更强。但是，武汉的情况仍然使不少医护感到真实的恐惧。她曾接触一位急诊科的护士，「怕死，然后就开始各种东西都吃，进病房之前，保健品、营养品吃一大堆。」

即使在最恐怖的前三周过去后，援鄂医疗队已进入武汉，这种情绪仍在蔓延。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沙莎是国家层面应急小组专家组成员，在2月20日进入武汉，是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心理学专家。她说，当时北京队的防护几乎是最好的，但仍然会恐惧被感染，因为眼见的死亡率太高。「你也不知道这个疾病是什么程度，我们医疗队进入的第一周，基本上是来一个患者就过世一个。」

劳累导致的同行死亡也打击医护士气。2月28日，广西医疗队的护士梁小霞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时昏迷，沙莎所在的北京医疗队对梁小霞进行了抢救，但梁小霞仍然昏迷不醒，直到90天后，在广西去世。此事对护士的冲击非常大。

「死亡离你特别近，你的战友又倒下了。那是不一样的。」沙莎说。

据中国医疗新媒体平台「丁香医生」不完全统计，已有至少3387名中国医护感染Covid-19，加上超时工作引发的过劳等原因，至少61名医护在工作前线去世。有医护向记者透露，仅武汉协和医院就有超过130名医护感染，而至今仍有过半数人未拿到因公感染的补助赔偿。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与行为科学临床副教授童慧琦曾越洋为武汉多家医院的医护做心理辅导：「我们需要意识到医护人员也是脆弱的，他们的生命也是宝贵的，他们也会恐惧。」

而恐惧，不过是前线医护经历创伤的第一步。

2020年5月15日，中国武汉，医护人员在进行新冠肺炎测试。摄：Stringer/Getty Images

被动摇的职业信念：「觉得无论做什么也救不活病人」

进入3月，医护人员从早期的焦虑、恐惧逐渐转化为同情疲劳、麻木、职业倦怠乃至职业信念动摇。

医护人员以救死扶伤为职业信念，却要目睹他人死亡，束手无策，这种打击是巨大的。萧芳芳很早就留意到网上有医护嚎啕大哭的视频，她发现刚开始医护是很崩溃的，但后来，医护人员会主动选择「麻痹」自己，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以让自己继续救死扶伤。

「人有一个奇怪的机制，当你崩溃无效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去找理由把自己给弄上来。」萧芳芳说。为什么我们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医生好像比较正能量了？「他必须正能量。给自己打鸡血，爱自己。」

而对医护来说，目睹他人死亡的冲击一方面比普通人要小，因为他们曾经见过，但又比普通人更大，因为救人是他们从事这一职业的意义。北京医疗队的心理学家沙莎说，因为死亡率太高，医护人员一度对自己的专业自信产生了动摇，「因为觉得无论做什么也救不活病人」。

中科院教授潘明志观察到的，则是强烈的无助感。「特别是在ICU工作的医护，他们感觉无能为力，这会影响医护的职业信念。」他曾参与SARS后医护的心理辅导，当时也有类似情况，但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和SARS相比，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

这种影响最大体现在年轻医护的身上。「可能我们做了很多的手段，这个病人还是去世了。有经验的人会比较容易接受。但年轻医护，就会对自己是不是要以医生、护士作为终身职业，产生困惑。」

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令人身心俱疲。「很多医生在刚刚走入医学行业的时候是满腔热情，带着一种很崇高的使命感，但是，如果他的同情疲劳和职业倦怠没有处理好，这个空间就被消耗掉了，被过度使用了。」哀伤咨询师刘新宪说。

职业倦怠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麻木，「他甚至会有点无所谓，甚至对病人产生反感，失去耐心。」更长远的后果，则是医护会离开这个行业。

刘新宪说，医护的社会支持是抵御职业倦怠的最大保护伞，这种支持来自公众、家庭和病患。但是，传染病的特殊性要求人的隔离。「他害怕传染给家人，不敢跟家人接触。」而医患关系也因为医疗资源的耗竭和挤兑一度非常恶劣。「很多病人都跪在地上求医生了，但是没有床位。」他说。医生蔡小伟也回忆，急诊科的医护每天被病人围住，「有的病人说你不许走，就把医生按在那里，说如果你再不给我看，我就把你的防护面罩都拉下来。 」而当时的情况，连保安都叫不到，因为保安也没有防护，手机也不敢掏出来打电话，因为怕沾到病毒。

潘明志发现，武汉本地的医护比外地援鄂医护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本地的许多第一批医护，从1月进入隔离病房，直到3月、4月才能休息。「他们本来就启动得早，后来援鄂的开始撤退，但他们也走不掉。」

4月8日，武汉解封。一星期后，最后一批援鄂医疗队离开武汉。风暴看似过去，但离开战场，安静下来，灾后情绪的高发期才真正到来。

2020年3月12日，武汉一家私立妇产医院，一名产妇护士在照顾新生儿时戴着口罩。图：Getty Images

恶梦、闪回、自杀：迟来的PTSD

第一起可确认的由疫情后的心理创伤造成的医护自杀事件，发生在风暴眼之外，甚至不在湖北省。上述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教授对端传媒透露了这个消息。那是一名年轻医生，援鄂结束后回到本省，一个多月后自杀。

教授拒绝透露自杀医生的姓名及省份，因为「这件事在当地是个敏感话题，我也不能问得过多」。他只知道，这名医生自杀后，「后来在医院做了一些处理」，抢救了过来。教授发现，这个医疗队有多名医护都因没有及时处理心理创伤，而导致各种PTSD表现，这起自杀未遂则是其中最严重的。

多名研究创伤的心理学家告诉记者，在医学上，受创事件发生后的一到三个月，当事人会表现出急性应激障碍，若此时不能及时做心理干预，就可能发展为PTSD 。PTSD 往往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至半年才会出现，有的甚至潜伏多年才被触发。

心理学家童慧琦说，当医护人员在高强度工作时，处在一种「很high的、精神被吊起来的状态」，所以会忽略躯体的一些信号。社工沈尹婧则感受到：「当医疗资源很紧张的时候，大家唯一想要的就是活下来。」心理需求被排在其后，前线医护运用控制力把情绪压抑下去，但如果一直压抑，有可能会在某天突然延迟性地发作出来。「一下子整个人陷下去了，没有办法起床，没有办法离开家，整个社会功能都受损了，这是更危险的。」

潘明志依据对武汉本地与全国援鄂医护的观察，估算发生PTSD的比例为15%。而过往研究显示，SARS中医护的PTSD发生率为10%。最激烈的表现，就是自杀。

潘明志解释，人为因素造成的PTSD发生率，比自然灾害要高得多。例如地震后的PTSD发生率，通常在9%到11%之间，越涉及人为因素的伤害，例如性侵、失独，PTSD发生率就越高。而Covid-19疫情给前线医护造成的伤害是混杂的，其中许多来自人为。

中国医护在COVID-19中的心理状态 图：端传媒设计部

在发生自杀未遂事件的这个援鄂医疗队中，还有另一名医护人员有自杀念头，反覆跟同事说「不想活了」，但所幸没有付诸行动。还有医护出现解离症状（编注：指将某些经验整合到人格系统的过程中出现障碍，症状包括无法回想创伤经历、自我感丧失、感到不真实甚至内心存在另一个人，解离可能由创伤导致），每天晚上都打电话给当时援鄂的医疗队长，说：「我们散步去。」队长问：「去哪散步啊？」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不在武汉、不在长江边上了。彼时，这名医护已回到本地一个多月了。

也有援鄂医疗队的家属对潘明志说，感觉医护回家后性情大变，有的是变得沉默寡言，有的变得特别唠叨，反覆说一些事。「早期刚进去的时候，防护不到位，也没有经验，一下子就进入战斗状态。当时在前方就像打仗一样，太忙了，这些情绪都没处理。回来之后，也没处理。」潘明志说。

而他接触到的武汉本地医护，则大量出现噩梦、闪回，病人插管的画面不断出现在眼前。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童俊也接触到来求医的前线医护，对方出现失眠、噩梦，甚至心因性的幻觉和惊恐，例如不需要什么外部刺激就突然看到几个月前在医院的场景，或是突然大汗淋漓、呼吸加速。心理学家童慧琦接触到的武汉医护，则出现莫名哭泣、皮炎、躯体疼痛等症状。

还有人在撑过疫情后，选择了离开行业。武汉社工萧芳芳从一名医生口中得知，有一位医护同事在疫情期间，一走进医院就双腿会止不住地颤抖。「他无法面对，职业的耗竭和心理创伤很重。」

创伤蔓延的同时，应对创伤的心理支援也在进入武汉。多名心理学家告诉记者，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中国的灾后心理重建和PTSD应对几乎是零。12年过去，投放在灾后心理重建的资源和人力都有很大增长。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童俊说，自3月起，武汉就开始招募志愿者，培训心理专业干部，走访不同的社区，主要针对民众心理健康的修复。国家卫建委和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则依托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开发了心理重建的APP，民众可获得免费的社区转诊服务。以汶川地震为参考，武汉心理重建计划预计进行三到五年。

另外，针对曾经感染Covid-19肺炎的3000多名医护人员，童俊说，政府投入三千万人民币，依托武汉协和医院为他们进行包括心理康复的免费康复训练。潘明志带队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则在武汉一家医院建立了心理实验室，计划在两年内不断追踪1500多名医护的心理状态，也开发了APP供医护人员进行自我安心训练。

2020年3月5日，一名医护人员在分析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肺部电脑切片扫描。摄：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这些举措的成效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不过，潘明志也承认，各地心理支援的资源并不平均。

资源多的省市，例如北京，最早从2月就已全程跟进援鄂医护的情况，在一些医院连防护物资都没到位的情况下，北京医疗队已有心理驿站、助眠音乐和羽毛球等纾压配备，受到许多其他省市医护的羡慕。随队心理学家沙莎至今已对全队进行了4次心理追踪，发现援鄂医护的心理周期。「刚到武汉是比较重的，在武汉工作一两个月的时候是最轻的。等工作了两个多月回北京之后，又出现第二次加重的高峰，之后就慢慢地趋于平稳。」她拿到的课题资金，也将支持她对近1000人的北京医护做长期的心理追踪。

然而，资源少的省市，长期心理支援难以为继，也是自杀现象最先出现的地方。潘明志说，刚结束援鄂时，各地都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援鄂队伍的归来，但当临时组建的医疗队解散，各医护亦回到原本所在的医院，淡出公众视野。这种分散的特点，也令心理支援难以进入。与此同时，可以在一线应对灾后创伤的心理人才，仍然不足。

「真话不敢说，假话不想说」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从1月到4月，武汉4万多医护和4.2万从全国援鄂的医护，在这句口号下，以「战疫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官方叙事中。但多名受访者都对这种英雄化的叙事表示了抗拒。社工萧芳芳说：「没有人想当英雄，他们也是被形势逼出来的。」

回头看，1月20日，钟南山宣布肺炎人传人的当天，北京朝阳医院发生陶勇医生被砍的暴力伤医事件，陶勇直到两周后才脱离生命危险。可是因为疫情，这件事很快淡出公众视野。「实际上那时医生都是很悲情的，觉得人家根本不把你当什么，爱砍你就砍你，爱杀你就杀你。」心理学家童慧琦说，「他们还没有时间去好好缓解一下，就立即要上战场，要冲锋陷阵。」到了战场，又面临防护资源不足也要继续工作的情况。叠加在一起，让医护感到「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人觉得实际上他们的生命也是很宝贵的。」

而另一方面，李文亮、艾芬等最早一批吹哨者被训诫、惩处，乃至李文亮的去世，都在医护群体中引发极大的心理冲击。蔡小伟记得，李文亮逝世当天，他「哭得要死」。「我为什么那么多想法？我是到了这一晚，彻底觉醒。这不只是医疗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一名前线医护给记者看自己过去几个月的微信朋友圈，充斥着如今已被删除的疫情报导。他说，这些文章的标题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她的哨声，为何我们听不到？》《李文亮的事，调查清楚了吗？》《医护人员可以死，有些人的面子不能冒犯》。

但他拒绝做进一步的访谈，因为「真话不敢说，假话不想说」。

2020年2月7日，武汉医院后湖分院外，一名男子在鲜花面前鞠躬，纪念已故的眼科医生李文亮。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这种不能说话的压抑，不被认可的创伤，是心理学量表无法触及的部分。身处美国的童慧琦记得，她在1月就接到武汉医护朋友的物资求助，然而对方只敢私下对她说，不敢公开为医院要物资。「因为物资的匮乏和资源调配的不公，前线医护恐惧、愤怒，可是不敢表达，没有被鼓励表达。」

曾支援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社工伴行」发起人沈尹婧说：「他看上去是愤怒，但这只是表层情绪，他内心其实是受伤的。」

来自心理学家和社工的政策建议正在不断涌现，心理学家沙莎提出建立公共卫生应急队伍和专家库，包括心理资源，专为火灾、洪水等突发事件准备。社工萧芳芳向相关部门提议，更多省市向例如上海等地的医院学习，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驻院社工，把对医护的心理支持常态化。哀伤咨询师刘新宪则提出，医院应购买职业倦怠和同情疲劳的评估量表，定期为医护做测量，以此为基础进行心理调适。他也认为，因疫情而产生心理创伤的医护，应该认定为工伤。不过，这些政策建议是否会被采纳，还是未知数。

就在武汉协和医院的护士张嬿婉从13楼跳下的当天，7月29日，童俊告诉端传媒，她原定几日后要去协和医院给感染科的医护做心理辅导。

「那您的讲座会讲到这件事吗？她的同事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受创感？」

童俊没有回答端传媒的追问。自杀事件的原因至今未明，有张嬿婉的同事对中国大陆一家媒体表示，医院高层窗户向来只是半开，是为防病人自杀，可见张嬿婉死志坚决。这篇报导刊出后不久即被删除。自杀事件的即时新闻报导在当晚一度占据两条微博热搜，阅读量破亿，然而仅仅一夜过去，热搜榜就重新被明星综艺占据，只剩下零星的讨论：「为什么删热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被忘记！」。

尾声

四月起，蔡小伟摘下了口罩，他说自己仍会在工作中尽医生的职责，把该做的事做好。身边几乎没有人再谈论那场瘟疫，一切像是没发生过。然而夜里，他总是睡不着，因为不能说出口的愤怒。以这种心态工作下去，「如果说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

蔡小伟引用了诗人邵燕祥的一句诗表达自己：「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感谢镜子、黄山、梁启智对本文的帮助。

原文：《靠近医院，双腿就止不住颤抖：中国医护疫情后心理受创调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807-mainland-coronavirus-medical-staff-ptsd/?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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