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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统治相当折腾,为什么没有亡国?

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作为有这样的评论:汉武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但没有说清楚其原因,为何就没有亡秦之祸?就因为他最后两年悔悟了?还是祖父两辈给他留的底子比较厚?还是仅仅就是因为这小子运气好?

作者:何越曦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01469/answer/201165454

先说结论:汉武帝统治期间穷兵黩武,以致户口减半、流民四起,却没有走向亡国的命运,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武帝在四处征伐之前已经完成了制度改革,为其实现宏图大志奠定了物质和政治基础,其二是在祸患初现时及时改弦易辙,从武功逐渐转向文治。

根据《汉书》记载,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帝晚年,关东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流民暴动,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西汉王朝面临着严峻的统治危机。

武帝统治晚期的景象,无疑会使人联想到秦末、隋末的乱世,那么问题在于,为何秦隋两朝最终二世而亡,而西汉却得以转危为安,甚至出现了昭宣之治呢?汉武帝在其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顾秦代的状况。

从古至今,当我们谈及秦朝的暴亡时,我们总是在强调秦朝的暴政,似乎除了秦二世与隋炀帝以外,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再没有滥用民力的暴君了,这里需要提到的问题是,这里是否存在着用结果反推原因的误区?换句话说,究竟是暴政导致了速亡,还是因为出现了速亡,我们才真正注意到暴政?

秦朝末年,陈胜首义而天下景从,一时间秦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间,然而自章邯大破周文以来,张楚军却一战即溃,吴广、陈胜先后去世,反秦联盟瞬间土崩瓦解,此时秦王朝又转危为安了,当反秦联盟重新开战的时候,领导者已经从陈胜吴广,变成了楚怀王与六国后裔,巨鹿战罢,高歌进入咸阳的使刘邦、项羽,也是楚怀王熊心和那些上个世代的贵族们。这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秦朝二世而亡,不仅仅是因为暴政与流民,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足以将政治力量进行整合、进而推翻旧秩序的六国贵族们。同样,真正推翻隋朝统治的也不是王薄和翟让,而是属于关陇集团的杨玄感和李渊。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单纯的暴政与随之出现的流民并不一定会导致王朝崩溃,旧王朝的瓦解还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政治力量能够得到整合,进而威胁中央政府,第二,旧王朝内部机能衰竭,无力应对动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王朝才会走向终结。比如众所周知的黄巾起义,声势同样浩大,但是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将流民力量整合起来,同时东汉政府走向衰落,无法应对农民起义,因而各路军阀作为政府军的代表平定了起义,并进而瓜分了东汉王朝。

此时我们再回过头审视汉武帝时代,西汉之所以没有在武帝手中走向终结,不仅仅是因为文景给他留下了足够的家底,更为重要的是武帝已经完成了制度改革,消除了王朝的不稳定因素,强化了王朝的统治能力,因而足以应对此时出现的动乱。

汉武帝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今日来看,武帝一生功绩即可概括为“变更制度”和“出师征伐”两点,二者之中又以前者最为重要。自汉初以来,奉行黄老之政,除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外,在制度上则无太多创造,最为典型的是萧何创《九章律》,便多有《秦律》的影子,到武帝时代,王国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功臣逐渐老去,制约皇权的几大力量都已消散,这便为武帝改革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纵观武帝朝,其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以盐铁专卖为代表的垄断经济政策。文景时代奉行不与民争利的黄老思想,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主要集中在民间社会,中央政府对于社会的经济控制能力有限,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基本思想就是国家本位的垄断经济,最终大大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也就提高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和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第二是以推恩令和刺史制度为代表的集权化政治改革。经过了七国之乱,王国力量被大大削弱,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彻底消灭了王国势力,此外另设刺史制度,监察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而在朝堂之上另设中朝以削弱相权,实现了集权化改革。第三则是儒家化意识形态改革。武帝重用董仲舒、公孙弘,也就意味着汉帝国的统治思想从黄老之学转向公羊儒学,崇尚更加积极有为的统治手段,在张汤主持修订的律令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儒学对汉法的影响,通过法律的形式,儒学的基本精神得以贯彻,进而起到整合关中、关东社会,维护稳定的作用。

除了以上改革之外,武帝积极的消除了残存于社会之中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游侠。迁徙政策一向是帝国打击地方豪强的重要手段,然而如郭解这样并不富有之人同样遭到打击,原因便在于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所谓【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便体现了这一点。游侠作为关东社会的代表,残存着战国时代的风气,与帝国的统治格格不入,因而必然遭到打击。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武帝一方面改革制度,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着重打击了残存于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两个方面为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当晚年出现流民动乱时,西汉王朝才能够度过危机。

当然,流民动乱确实冲击了王朝的统治,因而改变穷兵黩武的政策也就成了帝国的必然选择,以颁布轮台诏为标志,汉武帝晚年逐渐将政策从武功转向文治,一方面继续坚持集权化的制度主张,另一方面限制出征、酷吏,真正确立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综上所述,一个王朝的灭亡不仅仅与暴政有关,更与这个王朝自身状况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帝国是否还具有有效的统治能力以及社会中是否存在不稳定因素,武帝通过制度改革加强了集权与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并进一步打击了残存的王国、游侠势力,并且迷途知返,将政策由武功转向守文,最终使得西汉得以度过后期的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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