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为什么批评中国的“自强运动”

原创： 张宏杰公号 大家 原文

一

福泽谕吉认为，学习西方，重要的是学精神，而不是学皮毛。衣、食、住、行等方面模仿西洋的样式，只是学习西方的皮毛。

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真精神呢？他说：“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1]

福泽认为，与传统东方社会最大的区别，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优先的社会。个体概念蕴含着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秘密，个人的平等、自由、独立，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而传统儒家思想与封建制度塑造下的人民没有独立品格、缺乏平等意识、丧失自由精神，是日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

福泽批评日本人没有公民精神：“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我国人民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的精神奴隶”。而这些“古代的道理”，显然主要指儒家思想。他写下《劝学篇》等作品，目的就在于让人明白独立、平等、自由的可贵，让人知道争取独立、平等、自由的途径。

福泽谕吉著作《劝学篇》中译本

福泽批评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事依赖他人，那么全国都是些信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政府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福泽批判儒家思想中包含的专制因素：“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政府在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

董仲舒画像

只有国民精神的近代化，让每个日本人从古代人变成近代人，才能完成日本真正的近代化。福泽在《劝学篇》中从三个方面阐述这一观点：“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能深切地关怀国事”；“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欺人”。独立的精神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3]

福泽谕吉提醒世人，如果人民在国内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在世界就没有独立的可能，当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人都独立起来了的时候，就用不着担心国家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福泽的结论是：“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福泽的启蒙宣传收效甚大。“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在封建等级制度桎梏下的日本人听起来实在是震聋发聩，如同神启。《劝学篇》这部书前后印行三百四十万册，是日本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对日本人的精神现代化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

正是基于这种思路，福泽激烈批评中国当时的“自强运动”，因为这一运动只学习西方文化外表，却摒弃了真精神：“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4]

金陵机器制造局自制的格林炮

因为中国人的这种学习方式，福泽判定中国人的西方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在1884年说：

“支那人和日本同属东洋国家，但其心情风俗不同，这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支那开国已经百余年，日本开国只有三十年，尽管有前后七十年的差别，但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如此进步下去，〔与支那相比〕可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

“日支两国之所以呈现这样显著的差异，有立国根源的不同、数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止于外形，以我鄙见，可以说原因在于进入两个国家时的途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国民的上层进入；在支那，文明由国民的下层进入。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

明治维新

中日两国之所以有如此区别，就是因为中国迷恋已经过时的儒家思想和古风旧习。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福泽写道：

“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

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三

虽然后半生激烈反对儒学，但福泽谕吉毕竟出身儒学世家，对儒学并非毫无感情。

他承认儒学对日本的功效：“东西洋在学术风尚上也有所不同，西洋各国以实验为主，而我们日本则向来崇拜孔孟的理论。虚实的差别，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5]

江户时期的朱子学信徒山崎闇斋

谕吉对儒学的泛道德主义(或称伦理本位主义)展开过激烈的批判，不过他始终承认儒学在“私德”方面的有效性。父亲和兄长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的道德节操是他永远钦敬的。他认为儒学的“五伦”道德是“永不移易”，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人际关系。他说儒学者们的错误只在于“过分强调私德的作用”，欲“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

他认为，儒家学说在诞生之时是先进的，有生命力的，直到近世，忠孝仁义四字仍然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地方。他在《儒教主义之害在于其腐败》一文中说：“说来我辈只管要排斥儒教的理由，决非因为认为其主义有害。周公孔子之教，是提倡忠孝仁义之道者而无一点可以非难之处。不仅如此，作为社会人道之标准，毋宁说自然应当敬重！从这一点看，不单是儒教，神道也好，佛教也好，至于提倡道德之教这一面全都同样……”

但问题是，儒教在后世已经变质，甚至已经腐败：“儒教主义作为周公孔子的教导虽说本来纯洁无垢，但如今已经腐败了。不，其腐败已是几百年前之事，本来之真全不可见。总之，虽然流毒甚深而其毒非主义之罪，只可认为是腐败之结果……虽说不见儒教本来之主义纯粹无垢毫无可以非难之点，但其腐败之流毒以至于危害国家则决不可饶恕。我辈所以极力排斥而毫不假贷也。”[6]

汉墓壁画上的孔子像

在《世界各国解说》中他又一次说，中国的黄金时代在很久以前，现在文明已经腐败，不可依恃：“说起来‘支那’的故事，自往古陶虞的时代己经四千年，听说其国重视仁义五常，人情醇厚非常有名。然而这种文明开化退去后，风俗渐次衰弱，不讲道德，也不砥砺知识。认为唯我独尊而不去了解世界，自认为高枕无忧，任由暴君污吏随意压制百姓。如此恶政终于没逃过天谴，天保十二年(即1841年)与英吉利国产生不和，只一战（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下迅即溃败……。即使如此，那些不长记性的无智之民，再次无理取闹，妄开兵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军队孱弱屡战屡败，终成今日的局面，实在可怜。”

所以，福泽对儒学道德思想的批判，并不是对它全盘否定。他批判儒学，只是因为它把道德与政治混合在一起，无法分开。“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这未免太糊涂了。”他猛烈攻击这种令他父亲痴迷一生的学问，是为了给日本近代化开路，让日本避免中韩两国的命运。他自揭心路说：“我与汉学为敌到如此地步，乃是因为我深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

注释：

[1][3]（日）福泽谕吉著；群力译；东尔校，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84版

[2]戴建业著, 《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劝学”的比较分析》，引自《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戴建业自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05,第272页

[4][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福泽谕吉全集第7卷，转引自王岳川主编,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与战略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08,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