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考切波 | 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女，生于1947年5月4日。美国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1969年获密歇根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现为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政府与社会学系教授。她是历史-制度和比较历史方法的倡导者，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等理论。主要著作有《国家与社会革命》《现代世界中的革命》《保护士兵与母亲》等。

“国家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列宁曾经写下了上述话语，这是他作为革命组织者讲这番话的。然而，作为革命理论家，列宁始终奉行马克思的理论。他主张，阶级关系的历史发展是最终导致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结构性模板，阶级冲突是解决国家政权的形式与功能的手段，资产阶级革命是强化国家官僚与暴力统治的工具。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为国家的最终消亡铺平道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以劳动阶级的名义并依靠劳动阶级的支持而展开的，那么，革命后的国家就不应该成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0－1924），通称列宁（Ле́нин），是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政治哲学理论家。在他治理下，俄罗斯和往后的苏联成为接受布尔什维克（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统治的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思想体系根基于马克思主义，而其发展的政治理论则称为“列宁主义”。

本书的分析研究主要揭示了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正确与不足。国家政权问题一直是社会革命改造的根本问题，但是不能因此把国家政权简单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能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结构的变化。就法国、俄国以及中国而言，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数次的革命浪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先前革命形势的出现，与革命斗争之后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都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组织结构以及某种程度国内相关阶级和政治力量的自主与动力关系，甚至还取决于其相对的国际地位。

革命之前的法国、俄国与中国都是相对完善发达的帝国，都有充足的能力来维护自身的霸权，保护支配阶级的权力，镇压下层的反叛。只有上述国家的行政机构与军事组织先行瓦解，社会革命才会发生。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以及1911年的中国发生了社会革命；但是，上述情况并不是公然叫嚣的革命者或者旧政权中强⼤的政治集团精心策划的结果。政治革命危机之所以发生，并相应地导致行政机构与军事组织的崩溃，都是由于这些帝制国家受到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国外日益险恶的军事竞争与入侵；另⼀方面是，既存的农业阶级结构与政治制度对于君主政权做出相应反应时所施加的压力。旧制度之所以容易引发这种革命危机，是因为既存的国家结构使其在面临现在环境中各种特殊的紧急局面的时候，难以自如地应对。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象征法国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监狱。

⼀旦旧制度国家⼟崩瓦解，根本性的政治与阶级⽃争就开始兴起，直到新的⾏政与军事组织得以确⽴巩固，冲突才会逐渐平息；下层群众的反叛是直接针对先前的⽀配阶级的财产和特权的，因此必然造成阶级关系的巨变，否则这种变⾰难以形成。但同样重要的是，农民起义与城市⼯⼈阶级的造反对全国的政治⽃争产⽣重⼤影响：既阻⽌了反⾰命的复辟，也削弱了确⽴⾃由主义的可能性；⽽⾰命领导集团发现，可以放⼿发动民众以获得民众的⽀持，从⽽建设新的国家政权，打倒国内的竞争对⼿，并且反击外国侵略者。与旧制度下的帝制国家相⽐，法国、俄国以及中国建⽴的新型国家政权，在国内社会中更加强⼤、更加独⽴⾃主，在国际体系中更有⼒量战胜国外竞争对⼿。另外，农民与⼯⼈促成了⾰命的胜利，因此在⾰命后也更直接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与事业。这种更加强⼤的民族国家不仅仅是法国、俄国或者中国⾃身⾰命的成就，⽽且，国家秩序的变化也是⾰命改造的⼀个最显著成果。

三场⾰命都产⽣了更加强⼤的国家——更加集权、更加官僚化、更加独⽴⾃主。历史事实表明，不论是⾰命⽃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如俄国与中国⾰命；或者是⼤体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如法国⾰命，基本上都有⼀些更为持久的因素在起作⽤。其中的⼀个重要因素就是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机制。战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命危机的助产⼠。进⼀步讲，国内的武装冲突⽃争能催⽣新的⾰命政权，⽽国际环境中险恶的军事形势反⽽能够巩固这种新型国家政权。法国、俄国和中国都在⾯临外部竞争性的国际环境中巩固⾰命成果，从⽽使那些有意愿并且有能⼒组建强制性的、中央集权型的⾏政组织的领导团体⾛向⾰命的前台，也为他们在⾰命后创建社会秩序中⾏使国家⼲部的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类似于法国、俄国与中国⾰命的现代社会⾰命，总是发⽣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竞争对⼿的国家⾥。随着“世界时间”(world time）的推移，上述国家就有了利⽤国家权⼒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模式。因此，以俄国和中国为例，在新政权刚刚确⽴之后，⾰命领导团体就利⽤国家权⼒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改造。这些社会经济改造⽆疑有助于民族⽣存（如⼆战中的俄国）或者有助于全体⼈民的物质利益（如中国）。但是，如果没有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主动⼲预，没有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众多⽅⾯的政治控制，这些改造的实现又谈何容易。

我们可以尝试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列宁相⽐，马克斯・韦伯对于⾰命后果的理解更胜⼀筹（更富有指导意义）。在韦伯看来，⾰命的功⽤归根结底就是加强官僚统治，特别地，如果⾰命促成了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完全控制，国家的官僚化就属于必然的事情。不过，这种观点并不⾜以解释法国、俄国以及中国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考虑到⾰命的结果对于农民的影响，因为在所有三个国家的⾰命舞台上，农民始终是决定性的角⾊，并且不论是⾰命前后，农民始终占到社会的⼤多数。从斯⼤林时代俄国农民的最终命运来看，所谓“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命必然会⽐法国或者墨西哥的⾮共产主义社会⾰命更加照顾农民利益”的说法明显不成⽴。但是，认为“在‘极权的’共产主义的政权统治之下农民的⽣活⽇益窘迫”的论断也同样不正确。中国⾰命的史实就证伪了这种肤浅的论断。俄国、⾰命的结果否定了“反对资本主义”就⾃动等同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公式，中国⾰命的结果同样对公认的“民主”与“极权主义”截然相对的分类⽅法提出了挑战。作为中国⾰命的社会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成就的直接后果，中国农民享受的物质条件整体上明显优于1949年以前的处境。此外，与1929年以后的俄国农民或者1789-1793年之后的法国农民相⽐，中国农民对于⾃身的⽣活拥有更多的直接参与权与决策权。进⼀步讲，虽然与⾰命前的政权相⽐，新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集权、更加官僚化，但仍然为地⽅上的计划与动议提供了相当⼤的⾃主空间。所以，这些现象表明，与韦伯看法不⼀致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强化型的⾰命并不总是导致更加充分的、西⽅式的官僚化统治模式。

⽆可否认，不能把中国⾰命的结果描述得过于浪漫化。在以集团操纵权⼒、打压持不同政见者为特点的政治⽣活背景下，社会主义民主的美好理念远未实现。然⽽，作为⼀个整体⽽⾔，中国共产党政权下参与质量显著提⾼。中国⼤多数农民也争取到了切实参与地⽅决策的真实成就。如果我们囿于政治分类的成见，就会对上述的⾰命结果视⽽不见。中国的国家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地⽅性的集体民主也得到加强。那些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属于官僚式理性化发展的理论视角，根本⽆法完全理解中国⾰命的后果。相反，必须从⽐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考虑在⾰命性的国家建⽴过程中，具体到中国⾰命的历史进程中，旧制度的崩溃、⾰命⽃争以及农民暴动等突出形式的作⽤。

沈尧伊油画作品《革命理想高于天》

法国、俄国以及中国的⾰命并不是现代世界所仅有的社会⾰命的变⾰。这三个国家⾰命的相同点与差别也是本书详细考察与致⼒探讨的内容。我们所说的社会⾰命是指某⼀社会的国家与阶级结构迅速⽽根本地得到改造，并在⼀定程度上伴随着来⾃下层阶级的反叛。⼤多数研究者可能会赞同说，所谓的社会⾰命在其他国家也⼀样发⽣，⽐如说1911-1930年的墨西哥、⼆战以前的南斯拉夫、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玻利维亚、安哥拉、莫桑⽐克、⼏内亚比绍以及埃塞俄比亚等等。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命与法国、俄国以及中国⾰命相似：它们都发⽣在农业性国家，都是在原先的国家⾏政组织与军事政权崩溃后才引发⾰命。在各国⾰命进程中，农民造反或者发动农民进⾏的游击战，都产⽣了关键性作⽤。另外，各国有组织的⾰命领导集团（即原先属于边缘化的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命危机关头⾛向历史的前台。并且，这些领导成员都致⼒于新型的、权⼒增强型的国家组织，从⽽巩固⾰命变⾰的成果、维护民族独⽴。

上述⾰命之间宽泛的相似性引出了本书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本书的论点可以适⽤于法国、俄国和中国之外的⾰命吗？在⼀定意义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不能把对法俄中三国⾰命具体的因果分析，随意泛化为能够解释⼀切现代社会⾰命的“⼀般性⾰命理论”。⾄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上述努⼒注定要失败：第⼀，不论是单个案例，还是⼀组相似案例，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的不同，其⾰命的原因必然会不⼀样。⽶尔斯曾经很聪明地说：“我们不知道关于历史变迁的普遍性原则，因为变迁机制随着我们所观察的社会结构不同⽽不同，社会结构丰富多彩，相应地，历史变迁的原则也是⾊彩纷呈。”第⼆，⾰命的因果模式必然会受到世界历史根本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权⼒基础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命的可能性与表现形式会随着世界时序的变化⽽变化，正如⽶尔斯在同⼀段落⾥指出的那样：“历史变迁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

第⼀个论点的说服⼒是显⽽易见的：我们考虑到，事实上除了法国、俄国和中国⾰命以外，其他现代社会⾰命都发⽣在相对弱⼩的前殖民地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体系背景下，这些国家⾮常脆弱，并且处于依附地位。试举两个可能相当不同的国家为例：就墨西哥和越南⽽⾔，这两个国家社会⾰命的危机的出现，并不是历史上独⽴⾃主、功能完善的帝制国家与国外军事竞争者或者⼊侵者间的对抗结果。要理解其⾰命危机的根源，就必须追踪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对每个国家本⼟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具体影响以及墨西哥与越南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权⼒转换中所受到的间接冲击。⽐如说，软弱的墨西哥民族政府就是西班⽛殖民主义的⼀种遗产：虽然中央集权但联系环节薄弱，尤其是军事组织虚弱。⾰命前迪亚斯政权的⼤起⼤落，受到了众多因素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北⼤西洋发达⼯业国家权⼒的转换，外国资本流⼊墨西哥全国各地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导向与政治平衡重⼼的变化。同样，越南⾰命、则是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之后发⽣的。法国殖民主义取代了原先本土的帝制政权，但随后被⽇本的侵略和⼆战时期的失败所打断。

此外，依附型国家的社会⾰命的原因与后果，不仅为防御实际的或潜在的入侵者以及维护⾃我的必要性所制约，同时也在很⼤程度上受到国外直接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的约束。向新兴⾰命者提供这种援助的，往往是极⼒想影响新政权的政策与⽅向的⼤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的⾰命政权会完全成为⼤国的“代理人”。实际上，与⾰命前的政权相⽐，新政权拥有更加独⽴的国际地位。⽽它们跟援助国之间的关系反⽽会很紧张。似乎可以说，与法国、俄国和中国新政权的政策相⽐，依附型的⾰命政权所奉⾏的政策，受援助国更直接影响以及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所受压⼒更⼤。⼀个极端的例⼦是古巴：古巴⾰命切断了对于美国的过分依赖，使其可以追求更加独⽴的地位，奉⾏国家主导的平均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但与此同时，古巴越来越依赖于苏联的经济援助，最终把⾃⼰的对外政策与苏联的对外政策联结在⼀起了。

与法国、俄国和中国⾰命不⼀样的是，其他近期的社会⾰命⼤都发⽣在具有不同的政治历史背景，并处于依附型国际地位的国家。因此，从三个⼤国推演出的特殊的因果模式的普遍性就受到了很⼤的限制。另外，经典社会⾰命理论的普遍适⽤性所受到的更为根本的限制，源于国家权⼒的形式与基础相对于国际层⾯的历史变迁。第⼆次世界⼤战结束以来，经济上受资本主义控制、军事上受敌对的超级⼤国控制的世界⾥，⼏⼗个新兴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现代武器技术与官僚职业化的军事组织扩散到各个主权国家。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希望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系统，既可以装点门⾯，又可以拥有强制性的实⼒。这样，所有的发达国家就不得不为其盟国或者代理⼈提供装备和供给⽽相互竞争。如果⼤多数新兴国家缺乏现代军事装备，⼀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不会出现全⾯彻底的社会⾰命。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军事装备所具有的绝对威慑⼒所致。乔利（Katherine Chorley）早在1943年就说过；“⼀旦军队全⼒以赴地镇压反叛的话，任何⾰命都不会胜利。”既然这样，官⽅⼒量与没有外援的⾮官⽅⼒量之间原先存在的巨⼤差距，就更加悬殊。但是，这种差距本身并不是唯⼀的理由。毕竟，即使是法国旧制度下的传统军队也能够镇压下层的反叛。

⽐拥有绝对强制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现代职业化的军事机构（当权派）⽆论是从组织上还是在社会中，都同他们所服务的国家中的经济⽀配阶级逐渐分化开来。今天，在⼤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军官的出身不再主要限定于地主或资产阶级，⽽是低级官员和⼩资产者家庭。⽽且，军官团体拥有强⼤的利益，侧重于增进⾃身在国家机器中的利益，同时也维护国家当局的权威。这些职业化的军官团体对于国家⾏政官员与经济⽀配阶级之间的政治争⽃漠不关⼼，除⾮⾃身的事业与组织利益受到威胁。另外，不管军官们是袖⼿旁观还是通过政变来加以⼲涉，这种政治⽃争也不会危及军队本身的强制性权⼒。这样，⼆战后的社会⾰命危机就不同于波旁法国或者晚清中国时期的⾰命，⽽是在国家内部包括在军官集团内部拥有组织⼒量的⾏政集团与经济⽀配阶级之间展开的政治⽃争的副产品。实际上，殖民统治的崩溃倒成为了⾰命危机的最普遍的根源。⼀旦实现⾮殖民化，并且成功地确⽴现代军事机构，即使军事政变相当频繁，社会⾰命的可能性也⽇渐式微。事实上，所有政变，即使是“改⾰派”的政变，也不过是顺延了现存国家的形式与统治，⽽且还会禁⽌下层民众的暴动与反叛。

所以说，由于世界历史背景的变迁，各国的政治历史与国际环境相去甚远，本书中关于法、俄、中三国⾰命具体的、描述性的概括与因果分析，就难以⾃然⽽然地推及到其他社会⾰命的分析中去。对于其他国家⾰命的研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体上相似的⼏个案例放在⼀起加以研究（以找出共性），还要将是经历了社会⾰命的国家与具有同样处境但是并未爆发⾰命的国家进⾏对⽐研究（以找出差异）。许多学者已经在这⽅⾯卓有成就，如沃尔夫、邓恩、佩奇以及埃克斯坦等。当然，仍然有很多⼯作等待⼈们去完成。就⽬前⽽⾔，本书对于法国、俄国以及中国⾰命进⾏⽐较分析的框架与原则，对于分析研究其他的社会⾰命应该是会有所裨益的。从前⾯对于近期⾰命模式的简单研究可以看出，对于影响⾰命爆发与结局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历史背景的系统关注，其重要性相当突出。实际上，所有对于20世纪⾰命所做的⽐较历史研究都很注重这种影响。

对于历史上的⾰命与当代⾰命的研究者来讲，尽管不那么明显，但同样紧迫的⼀点是，要运⽤结构性视角，侧重于不同境遇的团体与民族间的客观关系与冲突，⽽不是探讨⾰命期间特定角⾊的利益、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有组织的⾰命先锋队对于⾃身在“创造⾰命”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角⾊的⾃觉性与⽇俱增，甚嚣尘上。但在我看来，近期的⾰命危机，与导致传统社会⾰命的危机⼀样，完全是国内外结构性⽭盾及其相互作⽤的结果，⽽⾮公然叫嚣的⾰命者的尽⼼策划之⼒。对于⾰命进程的战略性预测，第三世界先锋队并不⽐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或者中国共产党⾼明多少。因此说，虽然⼈民容易透过意识形态先锋队的视角来分析⾰命，但是，如何解读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命危机的结构性与综合性原因，以及塑造⾰命⽃争、巩固⾰命结果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才是对⽐较历史分析的真正挑战。最后，⽴⾜于分析国家组织及其与国际环境、国内各个阶级以及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是对⾰命进⾏结构分析的关键。在边缘地区的国家中，⾰命爆发的可能性取决于⾮殖民化危机期间国家机器的延续与中断，取决于新殖民政权的相对强制能⼒与国际性的脆弱程度。社会⾰命⼀旦展开，就会紧紧围绕着⾰命领导者建设国家的活动。⾰命的成果则取决于建设国家的⾰命者所⾯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状况以及他们与国际友好或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建设国家的⾰命者与国内阶级⼒量之间的关系也同等重要。从墨西哥到越南，所有边缘国家的社会⾰命中，农民要么⾃觉地发动反叛，要么直接由⾰命政党组织暴动。⼯⼈⽆产者则在众多场合扮演了重要角⾊，如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命。国内、国际的资产阶级在每次⾰命⽃争中⾄少也起到⼀定作⽤。各个国家／阶级关系的模式可谓千差万别，不⼀⽽⾜。但是，分析研究的相关论点仍然是集中的：在具体⾰命情形下，不论是控制⽣产与经济联系等主要⼿段的资产阶级，还是造反、军事暴动从⽽推动⾰命⽃争的民众阶级，所有阶级⼒量都通过冲突与合作、命令与动员⽽与国家和国家的建设者之间互动⽽⼜相对独⽴的关系相互纠缠。政权类型不同，世界历史阶段不同，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命的模式⾃然也是千差万别。然⽽，突出研究国家之间，国家与经济之间以及国家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联系，对于解读社会⾰命的因果逻辑依然有所裨益，⽆论其对象是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命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安哥拉和埃塞俄⽐亚⾰命。

本书的许多论点或多或少吸收了卡尔・马克思的⾰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念。到⽬前为⽌，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社会⾰命，尽管也体现出阶级⽃争的因素，但明显与马克思的理论预期与道德理念⼤相径庭。这些社会⾰命⼤都发⽣在落后于竞争对⼿的农业国家中，⽽⾮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那些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名来剥夺资产阶级权⼒的⾰命，到⽬前为⽌，也并没有产⽣马克思所设想的繁荣、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命理论与社会⾰命实际的历史模式之间的脱节表明，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理论的⼀些基本路径，其紧迫性超过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愿意承认的限度。的确，对发达社会⽽⾔，马克思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召唤依然有效；过去⼀百多年的世界历史丝毫没有减损社会主义号召的潜在的或实际的必要性。但事实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预见或者不能充分解释，⽆论好坏与否，在军事化的国际体系中作为⾏政与强制机器的国家权⼒都具有⾃主性。甚⾄即使是发达社会中的⼯⼈阶级在国内国际层⾯上都成熟为具有⾼度政治觉悟的⾰命者，他们也将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国家暴⼒相抗争，与现存国家的强制性能⼒，与⾰命巨变中⽆意产⽣的、不可预见的新型的国家统治所伴随的威胁相抗争。当然，与法国、俄国和中国⾰命中的农民起义所体现的下层阶级组织相比，（这种上层阶级的组织）本身就是⾮常困难和不同寻常的。在伟⼤的历史⾰命中，农民起义最终与⾰命领导团体建设国家的努⼒和最终统治是相吻合的。名副其实的⼯⼈阶级社会主义⾰命不会对上述模式亦步亦趋。

我想做⼀点推断：如果⼀场社会革命试图改造⼀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我猜测，那将是⼀场与历史上重⼤的社会革命迥然不同的⾰命，⽽且会发⽣在完全不同的国际条件之下。因为，如果不同时摧毁社会，想要瓦解现代国家的⾏政与强制能⼒是⼏乎不可能的。所以，⼀场现代⾰命就不会是疾风暴雨式的，⽽是经由⼀系列“没有改革者的改革”逐渐导致的变⾰，这种变⾰是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推动的从经济、政党、军队到⽂、官系统等各个主要制度的逐步民主化的结果。在任意⼀个既定的发达⼯业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化，都需要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乎同时开展民主化运动，⽽且每⼀项民主化运动都必须⾸先要求以达成裁军协议与实现国际和平为关键⽬标⽽持续进步。为了剥夺威权主义国家⾏政机构维持⾃⼰⽣存理由，必须要弱化先前曾引发和塑造社会⾰命的军事竞争。

总之，伟⼤的社会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不可能在未来发达⼯业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命中简单再现。但是，历史也给予我们⼀些关于未来的启示：它表明，如同过去⼀样，在未来的⾰命中，国家领域依然是中⼼命题。正如纽曼曾经指出的：“对于政治权⼒的⽃争，即为争夺强制性机构的控制权，如警察、法院、军队、官僚机构以及外交政策等等，是历史发展的动⼒。”只有彻底地理解这⼀点，⼈们才更可能有效地实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是“⼀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的⾃由发展是⼀切⼈⾃由发展的条件”,并且，社会中的国家已经“从统治社会的⼯具转变为完全服从社会的机关”。

*本文选自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结论部分，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为方便排版与阅读，部分原文与注释有所删节，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著。

**封面图为俄罗斯画家伊利亚、宾利创作于1980年的油画作品《开始革命了》。

〇编辑：泓之 〇排版：棱镜

〇审核：忽逢/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