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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皇权要宪政
慈禧新政措施，多未落实。张之洞失望地说：“京朝门户已成，废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债重，民愈怒。”
为了缓和排满气氛，清廷多次声称并无内满外汉之意，又颁行《劝善歌》，颂扬“德政”，却未收到丝毫效果。
立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04年张謇说服张之洞奏请立宪，以自制《日本宪法》送到内廷，并印行其所著《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也请定宪法，津沪报刊纷纷响应。舆论认为立宪足以致强，不容置疑。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出告终，震动中国朝野。人们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的优劣联系在一起，认为“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05年7月，清廷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考察报告指出：“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
1906年9月，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
立宪派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立宪团体，创办新报刊，呼吁宪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改革方案。
然而，现实给立宪派兜头一盆冷水。
预备立宪先从“厘定官制”入手。官制改革之初，慈禧宣布“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回避改革核心问题的“五不议”一出，众人心凉了半截。徐佛苏道：“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官制改革徒有其名，几成闹剧。《时报》评论说，这是“假立宪之名，阴行专制之伎俩”。
看出清廷并无立宪诚意的立宪派，号召各界对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新报》开始倡导国会请愿运动，其他报刊跟进，鼓吹速开国会，“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
从1908年到1910年，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各省都派代表进京递请愿书，上百万群众参加签名和集会游行，学生罢课响应，报界推波助澜，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天津一位店员表示：“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
第三次请愿时，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并上奏。18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请求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
迫于形势，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5年，同时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命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
与此同时，清廷强令各省举行拥护朝廷5年立宪决策的庆祝活动。在官方的组织下，各地张灯结彩，歌舞升平，群众演员高唱爱国歌曲，三呼万岁。
梁启超愤懑而绝望：“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自称这个时期“无日不与政府宣战”的梁启超摞下狠话：“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全国报刊无日不与政府宣战，一起为一个黑暗政府送终。
1911年10月中旬，《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在北京王府井的居所每天门庭若市，很多人来找这位消息灵通人士了解武昌起义的情况。莫里循给朋友的信中说：“我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
1911年11月17日，以译著《天演论》影响过一代人的严复给莫里循写了一封长信。办过《国闻报》的严复敌视革命，他在信中强调，大清的军队是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所瓦解的。
当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回到上海。此时，报馆林立的望平街每天人山人海，人们挤在各家报馆的贴报栏前看报纸上的革命军消息，捷报传来，一片欢呼。
孙中山感慨：“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
喧哗与骚动过后，孙中山提出，新闻就是通过宣传“纠正人心”，报纸理应是“党的喉舌”，党报应用“正确之真理”同化“不正当之舆论”。
孙中山的口号是：舆论归一。
【《同舟共进》2011年10月刊辛亥百年专题约稿 作者/刘青松 刘青松凤凰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