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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还是革命？
1902年2月8日，日本横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他在创刊词中写道：“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他的《新民说》在《新民丛报》连载近四年，阐明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引进了国民、权利、自由等汉语新词汇，呼唤独立人格的一代新民。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最缺乏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亟需启蒙。对于政治制度，他主张渐进改良，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
虽被清廷严禁，《新民丛报》仍在国内一纸风行。梁启超后来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丛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常识，正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匮乏物。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宗旨是“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
创刊之初，《大公报》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于被囚瀛台的光绪，指斥新政名不符实。同时，宣扬“立宪法，予民权”，希望清政府在吏治、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进行真正的改革，变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于上海。该报大量介绍西方宪政学说，并进行中西政治比较：用西方的主权在民理论，批判中国的君上大权；以西方政党内阁的政治稳定性，对照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败和动荡；从西方的言论、出版、集会三大自由，谈到“中国人民踡服于专制政体之下”无人格无权利的奴隶地位。这是报纸上的公民课。
这边厢，改良派报刊鼓吹君主立宪；那边厢，革命派报刊高呼“革命其可免乎”。
且看当时多在海外创办的革命派报刊言论：
香港《中国日报》：“国与朝廷判然为二物。”
日本横滨《开智录》：“灭此尸位素餐冥顽不灵之满族。”
日本东京《国民报》：“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
上海《中国白话报》：“若然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必定要把那些贱种赶出去，然后可以救我们的国。只有这一线的生机在这里，那是什么呢？就是革命排满。”
1904年11月慈禧七十大寿期间，上海《警钟日报》发表了一副林白水写的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传诵一时。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出了创刊号，提出六条宣传纲领：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公开陈述三民主义。
《民报》创刊时，改良、革命两大阵营已成水火之势。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两派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去向的大论战。
论战焦点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要不要革命，革命应该怎样进行？
二、革命会不会导致内乱？
三、革命会不会导致专制，革命后能否成功建立共和政体？
四、土地国有是福祉还是祸根？
随着论战深入，梁启超渐显捉襟见肘、疲于应付，《民报》声势占了上风，时势发展下人心向背使然——清廷的败坏日甚一日，梁启超实在难以维护，他痛心于“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倾向革命。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学者高一涵回忆：“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
1907年8月，《新民丛报》悄然停刊，这场持续近两年的论战终告结束。论战使国人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政治新观念，曾参与两派调停的徐佛苏评说，“诚足以开我国数千年政治学案上之一新纪元”。
这场论战，注定没有结论。改良与革命的选择，自此考验每一个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