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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舆论唤醒人心
1907年7月15日晨，浙江绍兴轩亭口，秋瑾就义。各地报纸迅即将报道重心移向秋瑾案，连篇累牍地报道、评论。报界一致同情秋瑾，斥责官方在没有秋瑾确供的情况下就杀害她，对官府的办案细节处处质疑。
从秋瑾案出发，抨击人治，呼唤法治，《申报》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声音。
众声喧哗的时代，《申报》的同行们皆不示弱，大胆发言。
《时报》表示，秋瑾之死“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大公报》、《神州日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等接连发表评论，痛惜秋瑾“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痛斥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是“恶魔政治”。
1907年10月31日，《时报》报道：“前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因杀秋瑾一案，大愤自缢而死。”良知未泯的李钟岳因对此案处理持反对意见被撤职，他作为案件具体执行人，内疚之情无以复加。
“专制时代良吏”，这是当时舆论对李钟岳的一致评价。
而杀害秋瑾的主谋浙江巡抚张曾扬、绍兴知府贵福、标统李益智等人，受到舆论围攻，威信扫地，如丧家之犬。张曾扬拟调任江苏巡抚，遭到江苏士绅集体抵制。清廷让步，将他转调山西。《时报》报道，张曾扬离开杭州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
秋瑾弟弟秋宗章叹道：“乃以文字之鞭挞，口舌之声讨，竟产生不可思议之效力，虏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诚胜清一代，破天荒之创举。而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对于秋瑾遇害后的公愤，有人说，“足以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有人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学者夏晓虹认为，“此种国民意识的觉醒与自觉的担当精神，虽源自其乡前辈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论，却已注入现代国家观念。”
观念转型，远比制度转型艰巨漫长。“开民智”成为晚清知识阶层的口头禅。
彭翼仲于1904年在北京创办的白话报纸《京话日报》，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社会启蒙实验：反对陋习，提倡新风，热心公益事业；开放式办报，与读者互动，成为“公众言论机关”；通过阅报处、讲报所，让更多不识字的人了解新闻和新知；倡导戏曲改良，演出有益世道人心的新戏；声称“把大清国的傻百姓，人人唤醒，叫人人知道爱国”，发起国民捐运动；反对强权，表明“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亡朝廷不能算亡国家”。
据说，“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底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
有御史奏称，京城社会曾异常闭塞，《京话日报》创办后，“风气逐渐开通”。
1907年9月15日，《纽约时报》社论《觉醒的中国》说到中国的新思潮：“这种民族思潮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中国乃我中国人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