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巨变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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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的艰难突破
改革受挫,开放也受到限制。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出口下降、市场疲软、生产萎缩,1990年GDP增长仅2.4%。在邓小平的斡旋下,日本率先结束封锁,向中国无偿援助50亿日元,又持续提供大量医疗、技术支持。
1991年底,各国陆续解除贸易封锁,中国经济重新恢复10%以上的增长。然而,苏东政治剧变引发国内对改革的疑虑,左的声音再度响起。沪深股票市场开局时,就曾引发激烈争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面临夭折的风险。
▎九二南方谈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1992年初,邓小平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视察南方多个城市,展示深化改革的决心:“我们真的穷怕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改革要大胆一些,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速度;谁不改革谁下台!”当年的改革宣言,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下海潮”:私营经济的勃发
南方谈话后,海内外慢慢又恢复了对改革的信心,大量的外资和新技术涌入中国,体制内精英争相下海经商。中关村的新技术产业、温州的个人企业、广东的外向型企业,成为民企翘楚。
随着私营经济对就业、GDP贡献率的飞速提升,人们对私企的认识逐步深入。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终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盲流”到农民工: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神话
私营企业的勃发,出现大量的用工缺口,这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撕开了一道口子。1984年,中央废除《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允许农民自理资金和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当年就有二千万人进城。从90年代起,进城务工、经商的人群连年攀升。如今,这一数字已高达2.8亿。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吃饱了饭,那么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开始让数亿家庭摆脱贫困,也为底层打开一个上升通道,中国社会缓慢的向开放社会转型。中国经济保持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他们功不可没。
▎国企大改革与下岗潮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企改革一直是应有之义。从80年代“增强国企自主经营”,到90年代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部分国企仍长期亏损,国企改革缓慢前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时任总理铁腕推进国企改革:除少数垄断行业,大批中小型国企都被清算破产、出售改制。
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但被下岗的大约7000万国企职工,却为之付出代价。他们大部分已过中年,缺乏其他技能,短时间内再就业困难,在医疗 、教育 、住房改革的多重冲击下,生活艰辛,与农民工一起成为“弱势群体”。
▎加入WTO,分享全球化红利
2001年,中国加入WTO,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制造”很快横扫全球市场。
此后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速领先世界,私营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GDP份额和就业岗位;能源、通讯、金融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成为世界级巨无霸;房地产投资猛增,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化加快。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房地产时代
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房地产开始走向市场化。
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购房置产的传统、房地产对上下游经济与就业的拉动,以及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高度依赖,让房地产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然而,由于“一级市场上土地所有权归地方政府,二级市场上又采取招拍挂、价高者得”的运行规则,导致房价只涨不跌。飙涨的房价,像一个无底黑洞,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资金吸入。房地产变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蓄水池,虽然它全身布满泡沫,但却不能戳破。
▎互联网兴起:
商业新生态和多元社会
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今天,中国网民已高达8亿。
美国人最早发明了互联网技术,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却走在了最前面。从门户网站时代的新浪、搜狐、网易,到今天BAT巨头,互联网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王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支付的兴起,让互联网成为了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
互联网专业的技术、复杂的分工和快速的反应机制,为中国政商博弈的经济死循环,引入了一束亮光。
互联网链接、开放、协作、共享的天然属性,在改变经济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国人获取资讯和信息的方式,拓展了言论空间。互联网让生活、思想越来越多元。
▎自由主义的起落
对中国而言,自由主义是个舶来品。每当中国经济、社会出现危机时,自由主义时常成为众矢之的(引自马立诚《最近四十年中国思潮·自由是个新道统》)。
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约束权力、法治市场经济、自由的思想市场等——与改革既有契合,也有冲突,这注定了自由主义四十年的起起落落。自由主义在中国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大致有:
l “美国热”: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国家无疑是美国,介绍美国的作品持续受欢迎,从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等通俗读物,到近两年《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美国秩序的根基》等学术作品,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趋于深刻。
l 影响最为深刻久远的,是西方思想经典的引进、出版。
1990年代,哈耶克、波普尔、萨托利为代表的西方思想译丛;
200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伯林作品的引进;
2010年代以后:
冯克利主编的“西方保守主义”,
高层领导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的“托克维尔热”,
梁文道、刘瑜、许知远、熊培云等人主编的“理想国M译丛”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