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能够戒掉情绪和痞子腔,归根到底来源于扎实的底气修养。
孔子的“九思”之教总结说:“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是孔子对“君子”的要求,也是对作为外交人员的“士”的要求。
勇敢隐忍、喜怒不形于色是肯定需要的,已如前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有忠诚节操,尤其是那个年代贿赂之风颇为严重,毕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干点偷偷摸摸的事谁也不知道。
而且在那个通讯落后的时代,“将在外,君命想受也受不到”,代表国家出使的外交人员还必须要有强悍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否则对方把你卖了你还帮着数钱,比如《三国演义》里大家熟悉的那位劝降周瑜的蒋干,结果就坑爹了曹操。而在春秋时期,外交人员依据“观诸侯”所得信息给国君提供精准战略建议的案例比比皆是。如公元前482年,吴国与晋国会盟,关于谁做老大的问题,吴王夫差表现得有点脑子短路,并拉开了架势不惜要跟晋国大干一场。晋国正卿赵鞅急忙派董褐造访吴营,观察虚实。董褐发现“吴王之色,类有大忧”,他判断,吴王夫差不是老婆儿子死了,就是被老冤家越国打败了。结合吴王夫差任性使气的骄傲个性来看,他这次绝对会真玩命争这个面子,因此董褐建议赵鞅“不可与战”,他要当老大就要他当,但是不能白当。董褐抓住了吴王色厉内荏的心理,最终说服了夫差舍弃王号。事实上,在会盟前夕,吴国确实已被逆袭的越国入侵打败、太子被俘,所以董褐的观察与判断就是这么老辣。
除此之外,因为交通不便,春秋时的外交人员还必须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不服气的话,你坐在木制的马车上在路上颠簸一两个月试试会不会把你给干散架了。
当然,上述的一切都将集中体现在外交官那有礼有节的身姿和温婉练达的口才上。所以说,春秋时期的外交是一门多学科的学问,它要求直接从事此业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应对波谲云诡形势的机敏和纵横捭阖的谋略,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
如此完美的精英又是如何培养(选拔)出来的呢?
孔子之前,“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六艺”是外交人员必须熟练掌握的,而被视为蛮夷的楚国就更厉害了,其统治阶级对贵族子弟的施教内容包括“春秋、世(系)、诗、礼、乐、令、语、志、训、典”等九门学科,比六艺的分科更精细具体。
不论是六艺还是九艺,实际上都囊括了当时已知的全部文、理知识。正因为门槛如此之高,要求如此之苛刻,那时候的外交人员才能在刀架在脖子上时有那个底气不卑不亢、滔滔不竭地说出令今人都叹为观止的婉约练达的外交辞令。
Off course,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失败的外交案例。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叛乱失败逃奔楚国,“使告于诸侯”,将王室之乱的责任推卸不已,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在当时就被讥讽为“无礼甚矣,文辞何为?”说它强词夺理都是对这个词的侮辱。
不管怎样,那时候称职的外交人员是世界史上最初的一个外交群体,他们是一批璀璨夺目的外交明星,他们是古代中国外交的开拓者,外交艺术的雕塑家,他们是国际政治舞台的娇子,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复读机。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情操,对国家观念和民族气节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至今仍是我们拿得出手的骄(无)傲(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