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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主席的面子

原创: 一姐 叁里河 来源

1992年,股市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从1400多点跌至不到400点。刚到北京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接到一封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写给他的信。信里说,股市暴跌,200万新入市股民坐卧不安,痛不欲生,其中二纺机的8个纺织女工,把退休养老的几万块钱投入股市,买了自家工厂的股票,谁曾想股价从25元跌到4元,他们都急哭了。

复旦教授在信里呼吁:中国股市,现在这样太低了,国家要管管。

朱镕基见信后很关心这件事,赶在访问英国前专门给证监会和上交所打了个电话,指示他们稳定股市,不能让它再向下跌了。

这时候的证监会才刚成立一个来月。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筹备的时候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北京凯宾斯基酒店租了一间会议室,重点听六位经验丰富的台湾金融界人士讲政府、市场、投资者三者的关系。

二是请一些香港和海外的海外朋友帮忙整理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以来世界历次股灾的资料,最后他据此写了一份两万字的报告,向外表达了证监会的监管纲领:股灾和重大风险事件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会不断发生,无可避免,既然风险不可避免,监管机构的任务就是使它少发生,发生后尽量少损失。

然而证监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受到股市行情的困扰,在92年大跌的环境中,不断有地方政府向高层领导要求救市,写给总理的信只是其中一例。在那轮下跌中,证监会最终经过各种权衡,不得不发布“三大政策”出手救市。

刘鸿儒这个月接受《中国金融》的采访时回忆起当证监会主席的日子,忍不住感叹:股市大起大落,本是市场自身的供求问题,最终却上升为政治问题,“三分业务,七分政治”。他总结说:这背后,实质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但在证券市场近30年的发展历史中,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几乎困扰了每一届证监会主席,连后来被称作“强势周”的周小川,在任期内,也没能逃过“被指数指挥”的魔咒。

本来周小川就任证监会主席,市场是以几乎全线涨停来欢迎的。

他上任后要求证监会不调控指数,把上市审批制改成了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改革新规不断,李大霄在评价周小川时期的证监会时说:当时的股票市场非常强调中国特色,但周小川很明确,就是要大力引入市场化。他任内最知名的一句话是: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但随着2001年10月下旬大盘溃退击穿519行情恢复前的铁底“1514”,这句曾经引来欢呼的宣言就成了批评的靶子,他和项怀诚之前一直认为利好股市的国有股减持计划,最终在指数跌破1514的当晚被紧急叫停。

可以说,只要股市有需要,证监会和证监会主席的面子,根本不算什么,都是可以随时拿来祭天的。

这次证监会在盘中突然发声明,因为三条改革思路跟之前严监管下的画风很不一样,被人解读为“证监会的罪己诏”、“打脸”。

其实历数过去的证监会主席,没有被打过脸的真不多,大部分证监会主席都是在收拾烂摊子中走马上任,再在下一个烂摊子收拾不了的时候被“轰下去”。

至今为止,股民中评价最正面的还是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他和那些海归金融才俊不同,不信“证监会只管监管,市场好坏与其无关”、“政府不能用政策引导和支持股市”的鬼话,不仅在任期内主动为国企解困服务,而且在股市低迷的时候,果断主动干预,挑起了后来被津津乐道的519行情。

因为周正庆一早就比其他人看的明白: 只有股市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涨,才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吻合,才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欢迎的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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