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纪念的不是金庸，而是一个家国梦想

​​​我们在纪念金庸，但我们纪念的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逝去的时代。

正是因为金庸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其写作成就，而是充分符合了历史的进程，当他逝去时，我们所纪念的，绝不是仅仅在纪念一个作家，而是在纪念一个家国梦想。

​1955年对中国武侠小说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在1954年，一代大师梁羽生在《新晚报》发表了《龙虎斗京华》和《草莽龙蛇传》，1955年起，他就开始用“陈鲁”这个笔名负责大公报象棋专栏。同年，1955年，一个叫熊耀华的男人，开始在台湾发表小说，取笔名古龙。依然在1955年，一个姓查的，传言是鲁迅和徐志摩的亲戚的人，使用“金庸”这个名字，开始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

1955年的台湾，蒋委员长炮制了孙立人兵变案，1955年的大陆，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向现代化进军，而在彼时的香港，除了开始负责象棋专栏的梁羽生，还出生了一个后来演过1984年TVB版令狐冲的——周润发。

在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三人中，梁羽生算是开创者，古龙的故事和文风奇诡而曼妙，金庸算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主要胜在宏大叙事和故事正统。

在我们小时候，电视传媒所能带来的资讯极其有限，电视剧的两大担当，一是琼瑶，一是金庸。但是琼瑶实在太儿女情长，只有金庸能够寄托我们小镇青年的家国梦想。

他的小说中，要么国家支离破碎，要么正内忧外困，要么就是帮派情仇，人为了帮派的利益和坚守，为了大哥，为了小弟，可以粉身碎骨，可以放弃自己深爱的女人，可以含恨终生。而这，不正是我们这些小镇青年，和曾经积贫积弱的土地的人的最大衷肠吗？

试问人在穷的时候，这不正是最大的人生愉悦吗？这是一场盛大的集体主义纪念。

当然，到了鹿鼎记，金庸终于承认人性的复杂和诡异，韦小宝这样一个下三滥的人物也可以成为英雄。可以说，从故事的叙事结构看，鹿鼎记是格局最小的一部，确实最接近现代文学水平的一部。

金庸的小说并不伟大，伟大的是他是一个文化家。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对人性和时代的揭示，都不能说深刻和高明，但对整个华人文化圈而言，却又都如此的恰如其分。

他的小说对疏于对单一人性弱点的刻画，缺少对人类制度弱点的刻画，缺少哲学的思辨，缺少苦难，在他的著作中，人都是集体中的人。但他就是金庸，他就是不可替代。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一般的，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巨人。

让我们纪念他。他的成功不可复制。和他同类型的作品，现在都是网络文学，和他不同类型的作品，又都没有他的影响力。他是个伟人，但他不是完人。他是个诚实的人，但他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