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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caption]
在《萨勒曼的遗产》中，一系列学者研究了新政策的意义和影响，考察了国家、地区和外交政策、经济和宗教的功能。其中收录的文章价值有高有低，但其关注的范围凸显了沙特社会有许多方面正在转型——尽管很难预测沙特社会将转向何方。变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该书编辑玛达维·阿尔-拉希德所写的有关神秘君主制的一章戛然而止，因为出版商的截止日期已到，而她还不清楚2017年11月被拘留在利雅得丽思卡尔顿酒店镀金监狱的11名高级王子和几十名部长、商人发生了什么事，据称他们涉嫌腐败，似乎是奉萨勒曼王储的命令。(大多数人最终向沙特国库支付了未披露的数百万财富后被释放。有些人可能会面临审判。)
我之所以用“据称”、“似乎”和“可能”之类的词，是因为除了基本事实之外，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坦率地说，没有人不知道。“神秘的君主促使公民接受预测未来的谣言，解读皇室那奇幻的威严。”阿尔-拉希德写道，“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沙特国王的神秘感和权力，并使民众进一步服从。”
她所写的章节主要关于王位继承——国王在一次宫廷政变中将其子从副王储提升为王储，这让许多皇室成员敢怒不敢言——但她指出，在这个国度里，记者更像是歌功颂德者而不是调查真相者，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谣言往往是信息的主要来源。根据她的说法，政治讨论总是从一个会被剖析和传播的匿名消息开始。持不同政见者使用讽刺诗并模仿一些视频剪辑，还有关于谣言的谣言——“这可能源自X王子，据说他不高兴被排挤为Y王子让路？”因此，很难知道萨勒曼王储对权力的控制有多牢固；我见过的联系人表示，在保守派或竞争对手王室成员退缩之前，他有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巩固他的社会变革，但是他们的分析当然是基于谣言。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一个具体的变化，即允许沙特妇女开车的法令。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仍然禁止妇女开车，也没有任何类似大规模处决的问题，这些事件引发了对沙特社会广泛的负面关注。当6月24日宣布取消禁令时，西方公关顾问——政府花费巨资保留了大量顾问——鼓励信息部邀请外国记者并告知这一“好消息”。”
想象一下，在禁令解除前不到六周，那些妇女权利活动家被捕时的痛苦遭遇。其中之一，在1990年参加过第一次妇女驾车抗议运动的艾莎·阿尔·马奈，已经70岁了。随后当局逮捕了更多的人，同时释放了一些妇女。在法令颁布的这一天，快乐的女性开车行驶上路的照片、向镜头展示她们驾照的场景在全世界范围内播放，尽管记者们在努力解释为什么那些为这一刻奋斗了28年的女性会被关在监狱里。
沙特妇女开车沙特妇女开车
然而，按照沙特阿拉伯的逻辑，这并不矛盾。萨勒曼王储知道，如果王国要实现经济多样化并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必须提高妇女的生产力，所以她们需要开车，而不是把收入浪费在司机身上。他希望每个人都明白，妇女被允许开车，不是因为她们曾为此而呼吁，而是因为她们的统治者发布了一项法令。要点很清楚：公民的反抗不会带来结果；只有当人们于顺从一个善良且大权在握的君主时，改变才会发生。
虽然逮捕民间社会活动分子引起了西方广泛关注，但很少有人关注对被噤声或监禁的神职人员，主要因为他们往往是主张限制人权并宣扬伊斯兰圣战的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一直反对沙特皇室，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源却存在于沙特阿拉伯的学校和清真寺中。西方政府没有批评萨勒曼王储的一个原因是，他下令改革教育课程，限制激进神职人员的权力。
阿迪·阿尔-卡巴尼是麦加大清真寺的前任伊玛目，也是少数仍然公开发言的保守牧师之一，他谨慎地说，“肯定会有冲突，国家面临一些风险。”他坐在宽敞的图书馆里对我说：“这就像旧方法和新思想之间的战争。如果他们要完成他们开始的工作，最好是某些人保持沉默一段时间。”他没有定义“某些人”是谁，但这暗示着他的宗教同伴需要明白，他们无法对抗改革的潮流，所以目前最好还是随波逐流。
我想和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大学伊斯兰研究的教师阿里·巴达赫达博士谈谈，他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女性开车是个坏主意，因为“这会导致通奸和绑架”。然而，采访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保守的神职人员之一，其中在社交媒体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些人在去年9月因未能支持王储的社会改革议程而被捕。当局没有给出逮捕的理由，但是王储看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威胁：那些鼓动更多自由的人，和那些拒绝改变对伊斯兰教的限制性解释的人。
玛娜·阿尔-谢里夫搬到了澳大利亚，避免了最近一轮的逮捕：正如她在回忆录《敢于开车》中解释的那样，她在2011年因为开车而蹲了9天监狱。她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激进的伊斯兰青少年，在某些方面比如今我们熟悉的掌权者的故事更有趣。她在麦加的一个贫困家庭长大，在一所60%的课程都是宗教课的学校上学时，她开始痴迷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她不仅要成为最“纯洁”的人，还要说服其他人也成为“纯洁”的人。
“这个故事绝不是我独有的，”她写道。“这是一个被极端主义言论和仇恨言论洗脑的整整一代人的故事，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囚禁，首先受到我们社会及其宗教领袖的限制，然后受到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心灵的限制。”在她背叛了妹妹穆娜之后——她告诉父亲穆娜和一个男孩有秘密关系——他不仅打了穆娜，还切断了电话线路，禁止访客，并且女孩们除了去学校外不被允许出家门(即使这样，他们也必须由父亲或母亲陪同)。
最终，玛娜说服了她的母亲，她需要互联网来做家庭作业，因此与外界的联系得以恢复。“我开始阅读批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意识形态的文章和帖子，”她写道。“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一生盲目拥护和捍卫的想法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极其激进的观点。我开始质疑一切。“当她大学毕业并去沙特石油公司工作时，玛娜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2011年受阿拉伯之春的启发，她决定在达曼市挑战驾驶禁令。
诺拉·多艾吉在《萨勒曼的遗产》中的一章中，将“沙特女权运动超越国家”的开始日期定为玛娜·阿尔-谢里夫出狱之日。根据她的分析，沙特妇女意识到她们永远不会通过“与国家的父权制谈判”获得驾驶权，更不用提修改将妇女定义为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了。“妇女驾驶”（Women2Drive）和“尊严的权利”（Right2Dignity）的运动者坚持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责任，不能再用含糊不清的声明如“时机未到”来证明驾驶禁令是正确的，因为根本不存在“社会共识”。他们的单一议题运动还融入了一场更广泛的运动，要求被监禁的人权运动者享有抗议和自由的权利。
然而，到2014年底，一些妇女已经改变了她们的立场。多艾吉引用了一名以前参与过妇女驾驶运动的女记者海法·阿尔-扎拉尼的话，“最好的女权主义的努力是符合政府法律的，最坏的是认为她们可以通过外部组织迫使政府同意她们的愿望。”这种改变是由民族主义推动的，这种民族主义表现为对也门战争的支持。沙特军队在2015年干预也门，当时MBS是国防部长。不久之后，扎拉尼为沙特女记者开辟了新天地，从前线报道了这场战争。她穿着迷彩服坐在坦克里，声称“她不想被当作女孩对待”。女权主义不再是对抗国家权威的一种方式，而是“履行对国家的责任”。
在也门的战争为这个国家提供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机会，让现代化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联合，并使他们中立化。沙特阿拉伯已经不是第一次干预其贫困邻国，但现在又增添了一个教派的层面：2015年初，控制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逊尼派沙特阿拉伯的对手——什叶派伊朗支持的。“这种新的军事干预主义立即在沙特的许多选区政客中流行起来——从伊斯兰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阿尔-拉希德写道，“通过放大毫无疑问是来自伊朗的威胁，沙特政权同时唤醒了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女权主义者或人权活动家可能被指控背叛了他们的宗教，而现在他们被指控背叛了他们的国家。新闻网站没有给被拘留的活动家贴上“叛教者”或“异教徒”的标签，而是在他们的照片上贴上了“叛国者”的字样。他们被指控为“大使馆的代理人”，意味着这些人并不听从沙特政府，而是受到了境外势力的引导。
沙特阿拉伯已经遏制了过去在世界各地修建清真寺和传播萨拉菲主义的伊斯兰组织，以支持新的地域自信。拉希德写道，王储“目前正努力使沙特阿拉伯成为一个与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平起平坐的地区大国。”在这方面，他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特朗普当选后的首次正式海外出访便到达了利雅得。以前的美国政府也支持并武装了沙特，但是欧洲外交官则更希望看到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害怕年轻且野心勃勃的王储与好战的美国总统结合，后者不了解该地区历史与动态，却有着摧毁伊朗的强大决心。
最近的一份联合国报告表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冲突方可能在也门犯有战争罪。它表示，沙特人没有查阅他们自己的“不袭击”名单，频繁杀害平民。(这份报告没有提到英国和美国，尽管这两个国家提供了大量投入战争的飞机和武器。)在过去三年里，大约18，000次空袭袭击了包括医院和市场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并且“必然导致也门的经济与人道主义局势更加严峻。”其他联合国报告显示，800万也门人面临饥饿，主要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阻碍了援助进入港口。
正是沙特人对伊朗的敌意，让以色列变得更加热情，因为以色列也将伊朗视为其主要敌人。据说特朗普总统的女婿杰瑞德·库什纳，与萨勒曼王储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都有着良好的关系：美国决定放弃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一项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能力的多边协议，这一决定在利雅得和耶路撒冷以及华盛顿三方之间达成。沙特国王和王储也与卡塔尔发生了争吵，支持埃及独裁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支持叙利亚的伊斯兰叛乱分子(尽管不是ISIS )，并试图迫使黎巴嫩总理辞职。“萨勒曼国王和他的儿子被证明是鲁莽的，”拉希德写道。“他们的外交政策基于一个单一的原则：确立沙特阿拉伯的至高无上地位，使其成为阿拉伯事务的唯一仲裁者和所有国际力量进入该地区的主要入口。”
目前，萨勒曼王储的国内外政策野心仍未得到遏制，因为尽管他疏远了传统的权力掮客——神职人员、商业精英和争吵不休的皇室派系，但他在30岁以下的沙特人中广受欢迎。与其他海湾国家相比，年轻的沙特人不再觉得他们生活在落后的国家或落后的地方。但是他们持续的热情取决于经济能否提供就业和繁荣。Steffen Hertog在有关紧缩时代的沙特的一章中指出，就业以前被视为一种福利形式，很难将沙特人从大多是无意义的政府职位上的无所事事的官僚转变为生产性的私营部门工人。(他引用一位沙特部长的话说，一般政府官员每天工作一小时)。结构性障碍是巨大的。他写道：“虽然沙特私营部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建立了真正的产能，但它主要依赖于国家生产需求的国内市场，并开发了依赖于国家保护和国家提供补贴的生产模式。”
利雅得的空气中弥散着修建新地铁和几十座摩天大楼产生的灰尘。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像迪拜一样的天际线，但危险在于，如果雄心勃勃的经济多样化计划因缺乏外国投资而受挫，许多高楼将会空无一人。同时对迪拜的想象在这里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沙特王室作为麦加和麦地那圣城的守护者，不能允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放荡在虔诚的沙特人的生活中出现。对伊斯兰教最神圣场所的监护对于沙特人的自我意识仍然至关重要。我在首都郊外的一个牲畜市场遇到的一群脾气暴躁的老人告诉我，他们可以接受像电影院这样的新奇想法，但是任何涉及“酒精和淫乱”的事情都是不可接受的。众所周知，每年游览迪拜的100多万沙特人中很多都纵情享乐，但迪拜发生的事情只能留在迪拜。
尽管历史上没有确切的相似案例，但是王储可能会研究另一位试图使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皇家统治者：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在西方的支持下，在国际都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下，他试图下令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使人们更加顺从他的律令。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最初是颇具进步性的，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势力关系紧密，直至被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反动势力所收割。
萨勒曼王储的成功大概意味着登上一个更加强大和繁荣的王国的宝座，他的竞争对手都已经被征服。这没有时间线，他的父亲已经八十三岁了，据谣言，他可能不会坚持到自己死亡，而是主动下台，让他的儿子尽快继承王位。就目前而言，年轻的王储已经走上了正轨，但他可能会发现，他无法通过面包和马戏的节目无限期地强加自己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