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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华人按摩女的死亡(上):她们的美国梦

蔬果摊的泥土芬芳、餐馆垃圾的味道和中国古典器乐的旋律混杂在一起。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这个提议即便不算露骨,也是双方心知肚明的。如果男人同意,就会将他引上其中一座昏暗的楼房,在那里,按摩生意往往挤在理发店、驾校和职业介绍所中间。

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现象,商业模式也各有不同。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胆。街道两边都站着这些女人——同时有5人、10人或十几人人——她们像送货卡车一样无处不在。在无情的酷暑寒冬中,她们站在打着立柱的地上流汗发抖,招致带着憎恶的居民投诉,抱怨她们让人们流失生意,让儿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丑行中。

40路上的一个共识是,一名“老板”从大楼租户那里租下一间公寓或办公室,然后为这些女子提供空间,无论她们从每位客人那里收多少钱,其中的20美元都会分给他们。人们普遍估计,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为老板带来100美元。

但老板们不会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这些女子的命运全靠这条街,在这里,她们被抢过、被打过、被强奸过,被从楼梯上扔下来过。几乎每次都有摄像头,但它们的用途可能并非是为了安保,而是为老板提供一个数清上门客人数量的方式。

几个月里,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话相互讲述着她们来到这里站街、为陌生人提供性服务的缘由。她们用名字当遮掩身份的口罩。一些人选择了美国式的名字——例如“詹妮”——还有一些人由老板改名,叫“拉拉”、“琪琪”或“悠悠”之类。

她们来自中国各处,背景各异。一名女子说,她之前做过保洁。另一名女子说她以前是一名记者,报道房地产方面的新闻。好几个人都描述了让她们陷入经济拮据的情况:巴士公司失败;玉石行破产;丈夫赌博上瘾。

为了能第一个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常常有一个女人站在缅街街角处的立管附近。她60多岁,身材娇小,常常穿得里三层外三层,长发染成黑色。她用沙哑的声音说自己来自中国东南部江西省,并且说是为了还清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生意失败带来的债务。

她去了40路上的两家职业中介所,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但都没能成功。于是现在她到了这里,站在街角。在这里,她常挂在嘴边、半开玩笑的“我太老了”似乎并不会吓跑客人。

另一名自称为“小李”的女子说,她来自江西省德兴市,那里是一座著名铜矿的所在地。她曾是那里的一名焊接工。身材瘦削、常常穿着一条简洁黑裙的她表示,自己曾一度离开街头,去学习真正的按摩——“这样我能安心一些”——但她后来认为上按摩课是浪费钱。于是她又回到了40路。

“我的身子受不了,”50岁的李女士说。“我的身子受不了这么多男人。”

还有一些人要更加健谈,这其中包括一名结实的40多岁女子,她一头黑色短发,视力不佳,自称名叫“瑞秋”。她一边在缅街上一个饺子摊上吃着烤白薯,一边回忆着做一份令自己厌恶工作的经历:在西雅图一家中国餐馆做服务生——她开始在微信平台上搜寻其他工作的消息,于是看到了一份工作邀约,她记得是这么写的:

站街女按摩师。20,000美元一个月。纽约法拉盛。

瑞秋打给了上面的号码,询问这份工作内容。老板回答道:什么都要做。

上班第一天后,瑞秋说,“我回家冲了个澡,哭了。”

回忆起这些,她的话头停下了,然后又开始说,“但我心想,‘我得一直往好处想’”。

长期以来的社区倡导者朱立创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楼外的一些女子成为了朋友,偶尔还会在警方事务方面给予协助。他的办公室里,一只名叫“斯考特”的狗总是在纸板上打盹,办公室里的桌子都是一位会计留下的,那人宁愿搬走也不愿在按摩院旁工作。

戴眼镜的朱立创现年65岁,他认真聆听了这些女子的苦难经历,他叫她们“姐妹”。那些殴打、抢劫、游乐场青少年的骚扰、赚够给老板的“租金”、吸引足够多客人的压力。还有她们怀着的希望——获得永久居留权,有足够的钱,终于不用再做这种工作。

“她们也有着一个美国梦,”朱先生说。“这些姐妹有一个美国梦”。

本文是《纽约时报》长篇特写《一名华人按摩女的死亡》中文版的第一部分,下周我们将刊载后续章节,敬请关注。

一名华人按摩女的死亡(下):她们的美国梦

转自纽约时报:一名华人按摩女的死亡 https://cn.nytimes.com/usa/20181016/sex-workers-massage-par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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