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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其实我感觉也是很多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民主的本质也是形式上大部分人掌握话语权的过程，现在绝大部分国家陷入的问题都是中产膨胀到无限自由的地步，形成欲望不断增长，而供给却受到抑制无法增长。这个时候，你要让这些人的利益受损，立马人家就投票把你干掉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悖论，谁支持你，你就必须回报他，否则就被他干掉，或者你有能力获得更新的支持来对抗这个阶层。
明朝东林党，带来的一系列党争直接改变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不到六十年明朝就结束了，所以看上去是东林党搞死了明朝，本质其实是东林党背后代言的既得利益者群体目光短视害死了明朝政府。明朝最后的一次改革是张居正，张居正非常的强势，逼迫既得利益者群体妥协，短暂维持，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让明朝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但是人死政亡，立马被反攻清算，还被各种文人写在史书上各种污蔑。
这个就是过去政治的现实，有钱人不肯被侵害利益，文人被有钱人驱使，按照有钱人的喜好来评价一个人的是非。绝大部分人看到的东西，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也就是这么回事。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张居正如果不是，明朝会不会灭亡之类的文字，文字最后一句话深得我心：他说地主不愿意给政府交高额的税，所以政府没钱，也就无法对抗后金军队的入侵，迎接他们的命运最后只能是政府盘剥本来没钱的人来维持统治，而这帮人最后的结果必然就是揭竿而起，直接把那些看不到未来的舍不得出钱的有钱人给搞死。是的，这个就是明朝灭亡最现实的答案。
魏忠贤当政的时候是天启帝，这个人喜欢做木匠，基本上所有事情交给魏忠贤去做。魏忠贤这个人总结起来就做了三件事情。
● 第一件事情就是干掉东林党，他每天看到这一帮傻逼，叽叽歪歪，不干正事，特别烦。弄了个东林党点将录，给各个人编号，用了三年时间，一个个弄死他们。这个就是为什么魏忠贤会是个大奸臣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历史是活着的文人写的，崇祯当皇帝的时候，东林党又上台了，这帮人死命用手里的笔写各种魏忠贤的坏话，把他写成古往今来最大的奸臣。而魏忠贤死了，无法替自己说话，所以，话语权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
● 第二件事情魏忠贤大力收税，魏忠贤是农民出身，基本上没有对农民加税，关键农民也没钱加税，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大力发展工商业，魏忠贤就对工商业进行征税，天启帝的时候江南光茶税一项就有20万两进账，而崇祯帝的时候连十万两都收不上来。那么不征工商税打仗的钱哪里来？天启帝的时候几乎没有民变，只有北边后金不断侵扰，钱主要用来北部打仗，但是就这点东林党死命反对，东林党主要是江浙人构成，所以很多人想加入东林党，江浙人还不同意，后期很多人也搞了很多党派出来。
他们死活组团反对魏忠贤加税，魏忠贤烦死这帮傻逼，直接用第一条把他们干死，强制收税。但是到了崇祯上台，东林党得势后，搞死了魏忠贤，还取消了各种税，越赚钱的行业越不收税，矿税不收、海外贸易税、盐税、茶叶税等等都降低或者取消，为什么啊？因为你这些行业都是东林党代言人的地盘啊，最终导致朝廷没有税，支撑不了北部战事，怎么办？向农民收税啊。
最后的结果就是越穷的地方税负越重，加上天灾不断，大量农民破产，直接形成流民。
在天启帝的时候几乎没有民变，只有苏州发生了一起工商冲击官府的事件。这里说明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其实越有钱的人，他的钱越动不得，一动就闹事。越没钱的人，只要不让他真无路可走，反倒可以随便动。所以革命往往跟贫困无关，跟期望有关。动既得利益者群体的利益绝对比动无立锥之地群体的利益更难。
流民事变里有一个人叫李自成，这个家伙本来好端端的是个小白领，结果让东林党一夜之间把工作给弄没了，他之前的工作是邮电局工作者，就是驿站工作人员。东林党取消了驿站，他无处可去加入流民，一弄两弄，居然成了领袖，成了闯王。然后每次想到自己好端端工作没有，就恨死那些东林党，后来基本上到一处就把每天唧唧歪歪的有钱人，直接扔到大锅里给煮了。
● 第三件事情魏忠贤在的时候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祖大寿委以重用，甚至魏忠贤还能以国事为重接受东林党人推荐的熊廷弼，《明史》本传载，御史侯恂请朝廷破格任用袁崇焕；魏忠贤把持的朝廷还是破格录用了袁崇焕。
天启五年，东林党人被天启皇帝摒弃后，袁崇焕依然带兵打仗，羸得天启六年的宁锦大捷。天启三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攻陷沈阳后，又进攻辽阳。两军在城外布阵激战五日，明军战败，辽阳城告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刎而死。辽沈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谁继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成为朝廷头等大事。各党派也十分重视，因为谁获得辽东经略的位置，就等于取得了军国大计的发言权。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推荐熊廷弼，浙党一派则力挺张鹤鸣。朝廷还是同意了东林党人的推荐，重新启用熊廷弼。魏忠贤死后呢？魏忠贤死后，孙承宗被罢，袁崇焕被杀。尤其是袁崇焕被杀更是自毁长城。
所以，评价魏忠贤是忠，还是奸；是贤，还是恶。很难确切评论，因为大明江山毕竟不是外人的，所以最有发言权的是朱由校、朱由检俩兄弟，因为大明江山是他们朱家的。
朱由校病重时 “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临死时，让魏忠贤宣召朱由检入宫，“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传》）。
朱由校临终嘱托朱由检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这“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八字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恪谨忠贞”说明魏忠贤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国家大计为重。
朱由检自认为自己会比哥哥高明些，能够驾驭“东林党”这匹野马，为己所用，所以他一上台，立即“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但是，他吃尽了苦头。重新上台的东林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林党在历史书上特别有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是东林党的口号，一堆读书人集中在一起，天天读书和讨论天下事，结果呢？结果本质其实都是一堆傻逼堆在一起瞎几把扯淡。
东林党在万历皇帝的时候，基本上都属于现在的在野党性质，在野党全世界都一个德性，拼命的说执政党不好。逮谁骂谁。这个容易啊，执政的不干活，骂你昏庸。干活的骂你为了政绩残民以逞，有钱的骂你贪鄙……反正干越多错越多，干活不容易。挑错简单。然后觉得自己天下最牛逼。加上这些人天天也没什么事儿，学问又好，那真是骂出了花样，骂出了水平。号称“清流”把持舆论。
终于东林党支持的皇帝上台了，这个皇帝就是爱做木匠的天启帝，也就是朱由校，崇祯皇帝的哥哥。他开始的时候还是重用东林党人，天启帝的时候，明朝受益于张居正改革，其实还凑合过的去，并没有大规模的民变发生，历史上可以看到的反倒是工商业冲击官府事件的报道，但是没有看到农民反抗，也就是前面说的富裕的地方，反倒有民变，穷困的地方反倒还好，根源其实在于天启帝采纳了魏忠贤对工商企业大规模征税，引起的商人不满。当时主要的困境其实是北部后金的侵扰。为了天启，崇祯都为了应对北部边患焦头烂额，但是这个时候东林党人主要工作做什么呢？党争。
东林党上台后做的事情，大部分都用来干掉其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对于辽东战场提出的是消极防御的策略，但是消极防御需要的军饷，大概占了明朝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政收入，这边要花钱，那边他们还不允许皇帝与民争利，不对工商企业进行征税，对农民加大税负，结果边患还没解决，内乱就起来了。
民变一开始，天下混乱，给了后金乘虚而入的机会。前面说了魏忠贤还能以国事为重，不拘泥派系党派，但是东林党不行，他们凡是不是自己派系的都极尽挖苦之能，袖手判官，丝毫不以国家为重，最终导致天启帝对东林党很失望。也给了魏忠贤灭掉东林党机会。东林党四处灭人的过程中，也迫使很多人自己建立起小团队对抗东林党，加剧了朝野对抗，纷纷以地域划分，宣党、浙党、楚党、齐党纷纷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互相之间也顺便斗一下。
历朝历代，只要党争一出现，正事就别干了！现在其实也一样，看看现在的台湾，那个民主的地方，两个党把一个小小的台湾搞成了什么破垃圾玩意，很多人都说民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在写香港文章的时候说“政治体制跟经济发展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我这里，没说民主不好，也没说独裁好，就事论事的说，全球民主体系下出现过很多牛逼的国家，当然也出现过很多很破败的国家，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两件事，独裁不是好体制，但是许多阿拉伯地区，也一样能享受很好的石油红利，过着还不错的生活，新加坡也从来不是民·主国家，一样可以靠着马六甲过着不错的日子，严苛峻法下的新加坡，也没人拿他体制说事，本质而言，这是两件事。
民主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良方，不要以为民主了，就什么都有了，你是垃圾，最终其实还是垃圾，只不过是民主的垃圾还是独裁的垃圾，仅此而已。”一堆人来骂我，其实随便举例都会发现民主跟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都不是民主体制发展出来的高速增长的地区。新加坡到现在还是威权体制，台湾是国民党一党执政的时候发展最为迅速，韩国也是军政府时期发展高速，欧洲的西班牙是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增长最为迅速，南美洲的智利也是军政府时期增长最为快速，都很难说民主推动经济发展。
我说过民主很大程度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要搞混了。现实的问题就是一旦陷入了党争，每天吵架的结果就是耽搁事情，明朝被党争搞得内忧外患，朱由校也就是天启帝，实在烦死了这帮人，就把魏忠贤给推出来灭了这些满口仁义道德不干事的傻逼。魏忠贤干的事情说了就前面三件事，魏公公出政策收这些税吧，东林党不执行。魏忠贤这个人农民出身，反正阴谋诡计也不太会，就是简单粗暴的干干干，就基本上灭了这些人。然后自己派出太监去当税监，去全国收税。太监你能要求他们有多高的素质，肯定收税的时候中饱私囊，横征暴敛什么的免不了有一些。
但是现实就是如果不是这几个太监收上了足够的税负，估计天启帝都撑不到崇祯当皇帝。后来好不容易崇祯当皇帝了，终于把魏忠贤干死了，东林党再次上位，结果上位后不吸取教训，第一件事情做啥呢，继续打压其他人，把不是东林党的人都称之为阉党，没小JJ的是阉党，有小JJ的也是阉党。这些人的德行就是说的都很好，做的都很差，所以崇祯皇帝也捉急，崇祯是明朝难得勤勉的一个皇帝，可能在勤劳上。除了朱元璋，朱棣就算他了。上台以后，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首辅。平均一年仨！一方面是崇祯皇帝多疑，另外一方面铁定也说明东林党的人每一个能用的，都是夸夸其谈的大傻逼。
这些以倡谈儒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也不过是一群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呈上来的奏章大多大话、空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奇谈怪论，国事无补的道德文章。而且朝中党争加剧，相互攻讦，彼此掣肘。崇祯再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昨天有几个傻逼跟我说，东林党的人都是一身正气的道德楷模，类似西方的极左人士，操好心办坏事，我看着就来气。东林党人里最后应该说大部分是没有气节的人，而且关键问题他们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别人必须遵守，而他们可以不遵守的基础上的。教导大家礼仪的礼部老大钱谦益，59岁娶了23岁江南名妓柳如是，非议四起，婚船上被人扔了很多砖块，这个人号称明末文坛领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当清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最后钱谦益率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多铎迎降。时人有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这个人后来居然在清朝也貌似当了礼部侍郎。
后来李自成兵围北京的时候了，国库亏空，崇祯向朝臣们借钱，个个都没有了。平时激昂高亢的爱国词。是他们没钱？不是。李自成一进京，从他们身上就收刮到七千万。他们是宁可国破，也不肯出钱。还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也不看看现状，在各地流民大规模动乱开始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跟后金议和，腾出手来解决国内问题，结果东林党人一个个都叫嚣着天朝怎么可以跟蛮夷谈和，于是内讧不止，崇祯在这些傻逼的扶持下，能成功就是见鬼了，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崇祯帝撞钟，文武百官无一觐见的，而唯一一个陪在崇祯帝身边的人，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天启皇帝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时，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他要在煤山上吊自杀前的第五天，命人秘密将魏忠贤的遗骸收葬于香山碧云寺。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他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
明朝的烟雨就这么过去了，虽然没有一个朝代能永远的存在下去，但是大明朝的灭亡，更加的有些值得当下借鉴，一部明史看现世还是很有道理的，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真是一帮吃饱了撑着的文人没事闲着撸起袖子加快自我灭亡的典型案例，历史给人们开了个玩笑就是，往往道貌盎然的人更加注重的不是整体性的利益而是自我的小群体利益在他们眼里，国家可以灭亡，朝代可以更替，但是他们的话语权和身份地位并不会消失，谁当皇帝都一样。他们无非都是换个主子喊万岁罢了。如果盲目听信这些人的建议，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人的高尚与卑劣与文化程度无关，与受教育的程度也无关。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其实高尚与卑劣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只是在人们的一念之间。一位研究明史的学者，对这段历史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说。他说：“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
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