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能养廉，重典能治贪吗？看看古代反贪设计的实际效果

作者：洪振快

历史学家吴晗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贪污现象“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 注1 的确，打开中国的史书，不绝于书的就是关于贪腐的记载。有贪腐，就需反贪腐。吴晗总结说：“历朝的政治家用尽了心计，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厚禄，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如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资，受过教育的应该知道自爱。如再违约受赃，便是自暴自弃，可以重法绳之。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国共弃之。前者例如宋，后者例如明初。”厚禄、严刑两种方法，的确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反贪思想，相应地也曾经落实到制度设计，并进行了实践，但实践的结果是反贪效果并不理想。

制度反腐

中国古代反贪思想及制度设计的实际效果

“高薪”无法“养廉”

吴晗先生所说的“厚禄”，当代的说法是“高薪”。“高薪养廉”，也是中国当下不断有人提议的。不过，从历史实践来看，“高薪”并不能“养廉”。

中国古代各王朝中，文官待遇最好的是宋代。吴晗先生介绍说：“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绫、绢、绵），有禄粟，有职钱，有元随傔人衣粮、傔人餐钱。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外官则别有公用钱，有职田。小官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给赐优裕，入仕的人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顾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国家作事。”宋代对官员的生活的确很照顾，由此而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冗官冗费一直是宋代的大问题。但是，事实是否像吴晗先生所说的官员不贪污、“一心一意替国家作事”呢？事实并非如此，宋代贪腐大案不少，著名贪官也很多。早在宋太祖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查处的较大的贪污案就有 30 多起。北宋后期，贪污之风盛行，“士或玩法贪污，遂致小大循习，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内则公卿大夫，托公循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著名贪官有因受徽宗宠信而被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以及杨戬、高俅等人。近年出版的《中国反贪史》详细介绍了宋代贪腐的史实，从中可以看到宋代贪腐相当严重，看起来并没有比其他朝代好多少。注2 由此可知，高薪并没有达到养廉的效果，宋代实行的厚禄制很难说起到多少扼制贪腐的作用。

另一个实践是清代自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的“养廉银”制度。清代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前， 2.3 万名汉族文武官员年俸（每年工资总额）是 140 万两银子光景，而养廉银制度实施之后，养廉银总额高达 428 万两，是年俸的 3 倍多，相当于平均收入比原来提高 3 倍，实际收入是原来的 4倍。养廉银不是平均发放的，而是官位越高，养廉银越多，总督、巡抚一级每年有一二万两银子，知县几百两到一二千两，最少的只有几十两、几两。从养廉银对年俸银的倍数来看，总督可高达 111 倍（如陕甘、云贵总督），巡抚可高达 84 倍（如山东、山西、河南巡抚），知县最高可达 50 倍。养廉银的标准，是根据各省官员上报的认为能够廉洁的标准来制定的，就是官员自认拿这些钱办公、生活已经够用，保证能够廉洁的标准。（见表）

资料来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1《户部·俸饷·外官养廉一》，转引自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 ～552页。

雍正年间实行了养廉银制度，相对于该制度实行之前，养廉银是原有薪俸的几十倍甚至一百多倍，完全可以说是高薪了，但是，官员廉洁了吗？事实是，雍正年间制度实施之初，加上雍正的高压政策，贪腐现象略有收敛；而在雍正之后的乾隆年代，贪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据档案初步统计，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总督、巡抚因贪腐被查处的案件不过十余件，而在乾隆一朝，督抚被查处案件即有 29 件。有研究统计，清代二品以上大员，因侵贪或因侵贪与另罪并罚而被处斩、处绞、令其自尽的官员共有 41 人，而乾隆朝则有 27 人之多，其中因侵贪而被处以极刑的督抚有 17 人，如闽浙总督陈辉祖、江西巡抚郝硕、浙江巡抚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等，皆是大贪。乾隆四十六年（ 1781 ）被处斩的王亶望，家产被查抄后估值银达“三百余万（两）之多”。注3 在乾隆后期，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贪和珅。这就说明，实行养廉银制度，对反腐没有起到多少实际作用。

“严刑重典”治贪不可持续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认为：“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廿二史札记》卷24）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曾有政治遗嘱，要求他的后代善待读书人，不要杀知识分子。但在对待贪腐问题上，赵匡胤却没有松口，严惩不贷，杀了不少贪官污吏。如建隆二年（ 961 ）四月，“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五月，“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八月，“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顗坐赃弃市”；建隆三年（ 962 ）八月，“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干德三年（ 965 ）四月，“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八月，“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十月，“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等等。注4

中国历代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看到前朝因为贪腐横行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而导致王朝更替的事实，为了王朝基业的长久稳固，都会总结经验教训，重视反腐，大多主张要严刑峻法，力刹贪腐之风。如上述宋太祖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反腐力度尤其惊人，其严酷做法，导致政治气氛紧张甚至恐怖，甚至已到“官不聊生”，让人不敢做官（“人不愿仕” ）的地步。其做法包括：

降低贪腐被处死刑标准。朱元璋制定和颁布《大明律》，对官吏贪赃枉法犯罪的处罚规定比前代更具体、更严厉，如在贪腐被处死刑方面，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至 80 贯者，或监守自盗至 40 贯者，都要判处绞刑。以洪武年间宝钞 40 贯不到现在 2 万元钱。贪污 2 万元就会被判死刑，这是相当重的刑罚。

采用酷刑。朱元璋对贪官采用诸如凌迟、枭首、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等 30 余种酷刑，不少酷刑是前代已被废弃不用的，如刖足、阉割等，还有一些酷刑是以前没有属于首创的，如断手、剁指、挑筋等。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实行过一种“剥皮实（囊）草”的酷刑，即剥下人皮，用草填充，做成标本，悬挂在官厅，以示对后任官员的警戒。此法残忍无比，朱元璋以后未再采用。

大开杀戒，甚至牵连无辜。在洪武十八年（ 1385 ）的“郭恒案”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从中央到地方，几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既有郭恒之类的贪官，也有一些无辜者。曾受朱元璋表彰的循吏（清官）——曾任山东济宁知府的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受洪武年间的另一大案——“空印案”牵连致死。朱元璋搞的两个大案——“空印案”和“郭恒案”，杀人据说达到 8 万多人。

朱元璋用“严刑重典”来反贪，其效果到底怎么样？历史上有肯定意见，如《明史》评论说，朱元璋的肃贪使得官吏“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其效果很好——“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不过，这种说法也让人怀疑，中国历代王朝，建国初期七八十年一般比较清明，贪腐不像中晚期那么严重，这是普遍现象，朱元璋时代腐败受到扼制固然无疑问，但朱元璋死后很多严刑酷法已废弃不用，“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即使为真，也未必就是朱元璋“严刑重典”的效果。另外，朱元璋自己都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就说明，实际效果可能也有限。

再者，“严刑重典”的可行性是很成疑问的。洪武二十八年（1395 ），朱元璋特别下了一道手谕，说自己“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这种特定情况下的权宜办法，“顿挫奸顽”，但“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朱元璋去世后，孙子建文帝继位，曾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 ”朱元璋和建文帝的话，实际承认了“严刑重典”是不可持续的。即便是《大明律》，有些规定如贪腐被处死刑标准过低，实际上也是无法实施的。清承明制，《大清律例》继承了《大明律》的相关规定，对官吏“受财”即贪污 80 两银子就要判绞（监候）。在乾隆四十六年（ 1781 ）案发的甘肃全省官员集体贪污案中，几乎全省官员都涉案，如果执行贪污 80 两就要判绞刑的标准，则可能全省官员要被杀光，乾隆无奈将判处死刑的标准提高到 2 万两，是 80 两的 250 倍，最后被处死的官员还有 56 人，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各 1 人，道员、知府 5 人，同知、知州 8 人，通判 2 人，知县 35 人，县丞 3人，这些都是县级以上官员。

对于上述“高薪养廉”（厚禄）和“重典治贪”（严刑）反腐的实际效果，吴晗先生总结说：“宋代厚禄，明初严刑，暂时都有相当效果，却都不能维持久远。原因是这两个办法只能治标，对贪污的根本原因不能发生作用。”
监察、巡视制度效果有限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比较完善的监察制度。监察百官的机构，从秦汉到宋元叫御史台，官员称御史。隋唐时期，出现监察御史的职衔。到明代，朱元璋将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以上为坐院官，有时并不全设。另有总督军务、漕运、粮储、巡抚地方等项事务官员，因事添设，无定员。为了监督地方官员，明代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清代为十五道），十三道是按省来划分的——明代政区有两京（南京、北京）十三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每省 7 ～ 11 员，总共 110 员。十三道监察御史官秩不高（仅为正七品），但负有纠察之权，还被派遣分巡天下，即巡按御史。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对巡按地方的官吏“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所以地方官员闻风丧胆。对御史也有监督，如果他们贪污受贿，比其他官吏罪加二等。

为了监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中央官员，朱元璋又设六科，官员叫给事中。刚开始时各科给事中 2 人，后来各科设都给事中 1 人、左右给事中2 人、给事中 4 ～ 10 人。六科给事中后来事实上拥有了纠察百官之权。

这样，在理论上就形成了对中央、地方官员的严密的监察制度。各部和各省之内，上级官员对下级也负有监督之权。上下级监督，加科道官员的专门监察，理论上每个官员都处在监督之下，不留死角。应该说，这种官员监督制度的设计是相当完善的。
现代以来，人们对古代监察制度的评价不一。有些人（如孙中山、钱穆等）认为，御史制度是运作良好的监察机制；另一些人（如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却认为，御史制度所起监察职能有限，更经常的是沦为官僚政争的工具。在明代中后期，负责反腐的巡按御史，本身就贪赃腐败，已起不了反贪的作用。如御史陈志先按察江西，途中丢失 4 件行李，为地方官查获，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受贿簿，记载受贿“不下数万”。殷正茂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岁受属吏金万计”。沉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注5由此可见，御史的设想和设计虽不乏合理之处，然而实际运作的结果却不甚理想。

如同前文所述，明清时代各个时期都很腐败，表面完善的监察、巡视制度，实际效果有限，并没有扼制住贪腐。

对任期制、回避制不能寄望过高

中国古代起到预防腐败作用的制度设计还包括任期制和回避制。

任期制要求一个官员不能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太长，比如明代规定各府州县的长官在某一地方的任期以 3 年为限， 3 年后另调其他府州县。

回避制则要求官员任职回避利害关系。回避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有之，到了清代发展得极其完备。明清时代的回避制，大致可分避籍、避亲、避职三类。

避籍即回避原籍，或称地域回避，其规定主要有“避本省”和“避五百里”两个方面。“避本省”即不得在本人原籍所在省份当官；“避五百里”指如在原籍相邻省份为官，则其任所与其原籍必须远隔五百里以上。五百里如何计算估计是个难题，乾隆九年（ 1744 ）的细则规定，五百里指“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相距五百里。明清时代的官员选任，为了回避地区，还实行南北更调用人之法，籍贯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的人，须到浙江、江西、湖广（湖南、湖北）、直隶任职，相反亦然；籍贯广西、广东、福建的人，须到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任职，相反亦然。

避亲，指有血亲、姻亲关系者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系统任职，有师生等社会关系者类同，若出现此类情况，要按照小官避大官的原则，调小官到其他机构任职。在监察制度中，规定大臣子弟亲属不得任监察官，出现这种情况时应“对品改调”。在科举考试中，还特别规定考官“有宗族子弟及翁婿入试者，皆应回避”。在司法方面规定：“凡官吏于讼诉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得受业之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

避职即职务回避，比如军机处是机枢要地，为了避免暗通机密，曾规定道台以上官员子弟都得回避，不得任军机章京等职。又如户部下辖十四司，分管各省钱粮等事务，那么官员就不得出任涉及本省事务的那个司的职务，“籍隶山东者回避山东司，籍隶河南者回避河南司”。

清代对任职回避的规定非常严密，执行也非常严格。乾隆年间，一个叫张廷泰的人获任浙江绍兴府通判，乾隆皇帝接见时发现其口音像是绍兴话，询问之后，得知其年幼时曾随父在绍兴居住过数年，因而话中带上了绍兴的口音。乾隆认为，“通判虽系闲曹，但以本籍人居官其地，于体制究为未合”，吩咐将张廷泰交给福建巡抚，在福建省内找个通判位置给他。从这个事例中看出，虽然通判是不重要的“闲曹”（闲散小官），而且张廷泰又只是小时候在绍兴生活过，但乾隆还是要求严格执行任职回避的制度。

任期制和回避制有利于避免利益输送及形成贪腐集团，是合理的制度设计，其在实施过程中，的确也起到了一定的扼制腐败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有限，尤其是在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本大大降低之后，更是如此，不能对之寄望过高。
反腐倡廉教育起不了多大作用

中国古代在反腐实践中，除了反腐制度设计之外，也有对官员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以扼制腐败的经验。比如朱元璋的反腐策略中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朱元璋曾颁布反腐倡廉材料，试图从正反两方面影响官员心理。正面的，试图唤起官员良心。比如，洪武二十五年（ 1392 ）八月他颁布了一份反腐材料，名为《醒贪简要录》，教材里面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的俸米如果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希望以此来唤醒官吏们的良心。《醒贪简要录》里记载了正一品官员俸禄的算法。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 87 石，一年 1044 石。折算成稻谷，需要 2620 石（稻谷碾成大米有较大损耗，从其数字看，出米率只有40％）。要生产 2620 石的稻谷，需要用田 873 亩（每亩产谷3石，在明代产量不低）。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 50 亩计算，需用牛 17 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 15 亩计算，需要 57 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 4 斗稻谷，所以需要 6550 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 1 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 1里路，来回就是 2 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 13100 里。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 87 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朱元璋反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拿着朝廷的优厚俸禄还不满足，不肯为老百姓造福，一味贪污腐败，破坏朝廷法度，那么到时候被杀头抄家，还能怨别人吗？”反腐教材的算法让人触目惊心，但是似乎也没起到多少效果。

反面的，是朱元璋告诫乃至威吓官员们，他是“先教后诛”，不是“不教而诛”，被诛者将受惨酷之刑罚。朱元璋整理、发布贪腐大案材料，警示、告诫官吏们贪腐后果严重，这就是《大诰》（包括续编、三编，及针对武官的《大诰武臣》，共四编，236条，其中有几十个案例专门针对贪官）。《大诰》里面辑录大量惩治贪污受贿的条例，配以大案要案实例，展示那些族诛、凌迟、枭首、挑筋、剁指等严酷刑罚，以此告诫官吏不要贪腐，并要求全国各地广泛宣传，力图以此塑造舆论高压态势，压制官员贪腐念头。

朱元璋在反腐倡廉上实行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应该说一时会有一定作用，但高压态势不可持续，官员也有另外不得不贪的理由，对官员廉洁的心理塑造恐怕也难有长效。

中国古代反贪失败的启示

纵观中国古代反腐思想和制度设计，可谓穷尽古人的智慧，各项设计都很合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扼制贪腐，需从贪腐的动机、机会、收益及风险等方面综合设计。古代反贪设计，厚禄（高薪）意图减少腐败的动机，回避减少腐败的机会，监察、巡视及严刑都提高了腐败的风险，因此，它们都是合理的设计。按照这些设计，按理应该能够扼制腐败，但实际效果却不理想，历代王朝反贪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王朝也因官吏贪腐虐民而被更替，其中原因，恐怕是因厚禄、严刑、监察、回避等等设计，都是治标之术，并非治本之法。治本之法何在？一例可以明之。

清代的税关，是最腐败的政务领域之一。以粤海关为例，其在鸦片战争之前，因为官吏处处刁难和贪腐而与外国来华商人不断发生冲突，一位 1787 年到过广东的法国人说：“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注6 1830 年 12 月 24 日英国商人递交下议院的请愿书中说：“从一艘外国船到达时起，它的业务就受到海关低级官吏们为了勒索非法征课而起的借故留难”。注7 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人被迫签署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大多数国人所不知道的是，《南京条约》的第十条，是抵制税关官吏不按规定征税的腐败行为的。尽管有《南京条约》的明确规定，后来还是处处存在刁难和勒索，外国人忍受不了，最终清政府同意聘请外国人来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这就是说，海关官吏的贪腐行为，是导致近代中国海关自主权丧失的重要原因，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于此可见一斑。海关聘请外国人管理之后，税关就出现了“一国两制”：“洋关”（或称“新关” ）管理国际贸易，由赫德（ RobertHart ， 1835 —1911 ）等洋人主持；“常关”（或称“旧关” ）管理国内贸易，仍由清政府官员管理。两种体制产生两种绩效：“洋关”高效廉洁，“常关”照旧贪腐蔓延。

英国人赫德从 1861 年到 1908 年任海关总税务司，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近半个世纪。在赫德的领导下，晚清中国海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洋关”的工作人员是全世界招聘的，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在“洋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自守，而在“常关”工作则个个腐败。同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关”廉洁而“常关”腐败，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而在“常关”工作则贪污腐败，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腐败在中国是可以治理的，腐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差所致。

对比“洋关”和“常关”的治理经验，我们可以获得反贪的基本经验：
第一，反腐制度建设并非难事。赫德治理“洋关”，主要是借鉴英国经验，引进英国制度。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海关管理方面，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可资借鉴。制定一套廉洁高效的“洋关”管理制度对英国人赫德来说并不是难事。推而广之，在其他政务领域，要建立反腐制度也非难事，全世界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反腐制度可供学习、采用。当时的“常关”不仅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好的制度，简单地也可以就把“洋关”的制度搬过来，但是“常关”什么都没做。

第二，反腐制度制定之后，关键看执行。执行的核心问题是选人、用人。好的选人、用人制度，不外遵循现代企业人事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因事设岗、以事择人，选人严格、公开公正，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如此等等。以人员选拔来说，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即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伦敦也设置考点。招考是公开的，但要做到公正，关键的问题是赫德本人及海关高层管理人员不能任用私人。

赫德本人坚持原则不任用私人，这固然有利于海关用人的公正，但要使这种公正真正得到贯彻，还必须有杜绝干扰的能力，这需要享有不受任何掣肘的独立用人权才能实现，而赫德恰好争取到了这个权力。1864 年 8 月总理衙门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

与赫德在“洋关”的用人制度相对应，“常关”的用人，是皇帝派亲信出任重要税关的监督，这些亲信多为内务府包衣，他们又带领自己的亲随、仆从，整个“常关”，把持关务的就是这样一些人，完全违背公开、公正的用人原则。

第三，监督制度。众所周知，监督制度的核心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洋关”要廉洁，首先“一把手”赫德得不腐败，而赫德本人的腐败不能完全寄望于赫德的道德品质，而必须有监督使赫德本人也不能贪。对于赫德来说，他必须面对来自多方面的监督。赫德是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时称“洋客卿”），其地位非常微妙，他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是有选择自己的雇员的权力的，如果赫德的工作不能让中国政府满意，那么他的职位马上会丢掉，所以赫德必须做中国政府的忠诚雇员，贪污腐败的丑闻是绝对不能出现的。二是来自许多觊觎这一职位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的压力。因为许多国家都想通过控制这个职位来操控中国，巩固在华利益，特别是德国人，对这个职位一直虎视眈眈，所以赫德必须面对外在压力，不能因廉洁问题给人可乘之机。三是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赫德在中国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不能因自己的失误而损害英国政府的利益，更不能使自己丑闻缠身，给英国政府丢脸。

在这三个方面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全社会的监督，包括新闻媒体——这个媒体还是全世界的，不仅有中国的民间媒体，还有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特别是那些想争夺这个职位的国家的媒体，他们想必都巴不得赫德出点事情，好让他们把事情放大，将赫德赶下台。

因此，赫德作为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监督，他不像大清帝国的其他官员，压力和监督只是来自自己的上级。与之相对应，“常关”基本上处于无法监督的境地。“常关”的人，多出自内务府，内务府是皇帝的家事，外官不能置喙，否则祸不可测。因此，能够监督“常关”的，只有皇帝本人。清代中期以后，皇帝选派“常关”负责人，有多重政治含义：一是通过“常关”给内务府财政输血，干一些皇帝喜好而不能通过国家财政支出的事，如皇帝喜好西洋物品，而且量很大，按市场价购买，内务府财政承受不了，所以粤海关监督的一个责任就是通过贪腐来完成上述任务。二是，皇帝任命内务府奴才出任东南沿海各地的税关监督，含有让他们监视汉族官员的秘密使命。三是，皇帝把税关监督这样的职位作为肥缺，赏赐给内务府包衣，本来就带有允许他们贪腐的含义。基于上述原因，对“常关”官吏基本上无监督，其腐败势所必然。

比较“洋关”和“常关”的治理体系，我们不难明白反腐制度设计和真正发挥效力的原因所在。中国古代尽管创造了很多合理的反腐制度，但都属于技术问题，未触及根本。根本，在于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及把政治作为私家政治而不是公共政治的心态和做法。为了维护皇权专制，在任用官员时就必然任用私人，不可能真正做到选人用人上的公开公正；为了维护私利，也必然不可能采用一切财政收支阳光化的措施，让私家财政变成公共财政。

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有效监督，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尽管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极尽巧思之境界，但唯独缺乏对有效监督权力的深入思考。西方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洛克到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逐渐抽象为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督权力的有效办法，是让这三种权力分开，由不同的人掌握，避免一个人或一个小集团把这三种国家权力都抓在手中。而中国的皇帝集这三种权力于一身，古代思想家却没有认识到腐败的根源乃在于此，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思想和制度设计的构想。因此，在反腐问题上，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固有可供借鉴之处，但更应借鉴的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智慧，特别是权力制衡等现代政治文明成果。

注释：
注1 　吴晗：《论贪污》，《吴晗史学论着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页。以下吴晗论述均来自此文。
注2 　详见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宋代部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册第1～167页。
注3 　见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册第394～396页。
注4 　转引自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册第105页。
注5　转引自虞云国：《晚明的贪腐——体制性的不治之症》，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5月5日。
注6 　《依靠等高仪和指南针环球旅行》，1785—1787，1797年版，转见〔法〕阿兰·佩雷菲特：《中国的保护主义对应英国的自由贸易》，载张芝联主编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及第43页注2。
注7 　[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