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撰文：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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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诞生之前，多数蒙童的开蒙读物是《三字经》等读本。在《三字经》中有“黄道”、“赤道”和“我中华”等概念，模糊且不准确。由于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多有不以《三字经》为开蒙教本者。如萧公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幼年的萧公权随大伯父入川，他的塾师是一位本地的老秀才罗老师。他们商定不用“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初学课本，而用“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和“千家诗”等书。“史鉴节要”给小学生一点中国历史知识，萧公权记得开头几句是：“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地球韵言”则是仿“三字经”体裁介绍世界地理常识：“今天下，五大洲。东与西，两半球。亚细亚，欧罗巴，奥大利，阿非加，美利驾，分南北，穿地心，对中国” ，已经是相对准确的地理划分了。
清末是旧式蒙书和已经萌芽的现代教本并存的时期。早期现代教科书对于“国”的认识差别较大。
有“中国人自编近代教科书之始” 之称的南洋公学外院1897年编成《蒙学课本》，已经讲到“国”之概念：
“凡无教化之国谓之蛮夷戎狄。我国古时所见他国之民，其教化皆不如我国，因名之曰蛮夷戎狄。后人不知此意，见他国人不问其教化如何，皆以蛮夷戎狄呼之，几若中国外无一非蛮夷戎狄也，不亦误乎？”
这里以“文化”论国家，是传统儒家以华夏中国别夷狄观念的体现。
还有使用较为广泛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是澄衷蒙学堂专用的讲字教本，在形式摆脱了传统教本的韵言性，并传达了相当多的新知，但它在现代政治观念方面仍然比较保守。在课程表中，规定有讲“时务”的科目，“先取近今颁发 上谕恭读一过，敬谨发明 圣意之所在，次及各省所办政务，次及中外交涉各事。总须讲明忠爱之义，一切平权、自由等说概不羼入” 。对于“国”的解释，基本没有现代国家观念，认为“大曰邦，小曰国” ，是传统的邦国观。
20世纪初时人认识到新教育与爱国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有绝大之关系。国之兴亡不决于政府而决于社会；不决于社会而决于家庭。使一国之中，人人有爱国心，而具普通之知识，则兴也勃焉” 。“在寻常小学校，当皆以孝悌、友爱、仁慈、信实、礼敬、义勇、恭俭等实践之方法，养成其爱国之心” 。其时民间编纂教科书日益兴盛。其中所反映的国家观念已经不同于前近代时期的“教化”观、“邦国”观，而是增加了很多具有现代政治学性质的国家学说。
比如修身科。1903年李嘉榖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是“壬寅—癸卯”学制确立后的第一部修身教本。它的“处世”章包括了有关守法、纳税、财产、政治和爱国等内容。相关论述如：
“立国之本，在于法律。立宪之国，法律为国民所共认。”
“纳税者皆有监督用此税项之权。”
“我于公财产无取用之权，我于私财产有支付之权。”
“天下无无政治之国家……同一政治，必民之多数以为可者，方著为令。”
课文提到了立宪、纳税、私有财产等观念，已明显属于近代政治观念，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新认识。
陆费逵在晚清也曾编有《修身讲义》，在清廷尚未覆亡的1910年，课文中就谈到“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的区别，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别 ，显示出他对于国家体制的超人见识。
国家制度学理等内容，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法政教育热潮中已经被引介到中国。1902、1903年的《大陆》报上已有关于“国家”三要素的定义，比如“国家云者，以一定之土地人民为基础，而唯一之统治权之主体之团体也。故国家以土地、人民、统治权三者，为成立之要素。” 再如“夫国家者，从国家学上而言，则有一定之领土与住民，而其住民相集合以成团体，则有主权，以保护此团体之自由，而维持其秩序也。即邦土、住民及主权之三要素具备而始成国家。” 而笔者所见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近代政治学教科书——上海作新社1902年出版的杨廷栋所著《政治学教科书》，其中对于现代国家观念的阐释又有较大推进。著作先论“政治学及学派”，逐次论及国家、法律、权利自由、政体、国宪、主权、三权说，还有欧美各国政治。关于“国家”的定义，作者认为有“理想之国家”和“实想之国家”之别，前者着眼于“他日之大同世界”，后者即是“今日之民族国家”。政治学中论述的是后者。该著认为国家的性质表现在五个方面：人民，土地，全体之结合，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区别，以及国家是有官体（即有机体） 。这部教本也出版于“壬寅-癸卯”学制诞生之前，介绍的是较为成熟的政治知识和国家学说，殊为难得，也显示出作者的先见性。就连1910年学部第一次编纂高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也认可了“国家三要”的表述：“西儒之论曰：有民人、有领土、有主权，三者完备而始成为国家，是为国家三要。”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中国”概念逐渐由华夏文化观转变为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三要素”观念。
一方面由于新式教育体系尚未正式建立，所以形成一种转折时期的“众声喧哗”。同时清政府学部试图监管全国教育，制定“国定制”教科书，对教科书施行审定制，和民间教科书争夺市场。所以在知识体系上，学部所编教科书一方面要有新知，另一方面要强调帝王的尊严。学部上奏清廷通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首重“忠君”。学部在其编纂发行的教科书中指出，“一国之人，当同心协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权，勿使为他人干预也。” 所以学部对学童的教育并不在培养近代国民，而是“其心孜孜焉日求有益於国，而不私其家”的人民 ，最终使“通国之民，皆具忠君爱国之诚心” 。学部教科书极力强调忠君与爱国的统一性：“儒者之言曰：忠君爱国，未有不忠于君而可为爱国者也。”
相比学部直接强调“忠君”观念，在民间所编教科书中，笔者未发现直接颂圣的课文。如前所述，民教教科书在告别皇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事实上学部教科书在市场上的竞争也处于劣势，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学部时有抄袭民间教科书的情况发生，而且编写质量和观念上都谈不上优良，以至于清末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独占鳌头。随着清廷倒台，学部所追求的所谓“国定教科书”就无从说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