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转眼已是戊戌孟夏。
掐指一算,四十出头啷当人,失业断保2年半。
典型的三无社会闲杂,搁严打就是重点嫌疑对象,搁现在也别扭,小区的大爷大妈可爱寒暄:上班去了啊、下班了啊、没上班啊?
寒暄几次就整明白了,这小子根本就无班儿可上。
嗯,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
除了每年两会,北京见天儿还有别的大活动,也都是街道居委会安排红箍箍站路口之时。
生怕对接了大爷大妈们警惕的目光,买个菜都跟做贼似的。
这才动了个人参保的念头,就当给社团交保护费吧,买个心安,今后出门跟街坊打招呼,也可以直起来腰板。
这一念不打紧,招致后来循环往复的徒劳无功。
至少在北京,个人交社保的前提是须将档案存放在户口所在地的人才中心。
可我得有30年没见过自己的档案了。
这档案就像阑尾,平时想不起有,一旦发炎才明白它是一条多么痛苦不堪的存在。
割了吧!
社保中心的态度是:不行,割了它我们就不认你这个人。
得,那就一家一家地找吧。
要命的是,从90年代末起,我换过近10家单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体育报、体坛周报、足球报、体育画报、环球时报、南都周刊、凤凰网、端传媒……
找了近一年没有任何进展,除了意外了解到,其中两家单位当年负责人事的老师,不幸去世了。
狗年狗运,终于在第四次去到国家体育总局人力部门时,寻找到了线索:很可能在2004年时转去了广州。
商调函
与广州原单位联系,前两次都说当年负责人事的人早离职了,他们找不到相关记录。
终于在第三次联系时,得知我的档案还真在那边,只是人家单位早已从事业编制转成了企业,没有了管理档案的责任和义务,唯一能帮到的就是让我自己把档案拿走。
那就南下广州把档案请回来?
“不行,我们接不了你的档案,得走机要,公对公,”北京这面告诉我。
“可广州那边已经没有档案转出的资格了啊。”
“那就没办法了,当年你为什么要把档案调到外地去呢?”工作人员反问。
“那就是说这档案跟户口一样,迁出北京就回不来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
“还有别的办法么?”
“可以走信访试试。”
一瓢冰水,把刚找到档案下落的兴奋劲儿给浇没了。
说到信访,又起了鸡皮疙瘩。
2011年我在北京被失踪了一段时间。
后来才知道,我的家人在那段时间里跑了很多很多地方,去了我消失前那个街区的派出所和居住地的派出所,都报过失踪,但均不立案,也拒绝提供其它任何形式的帮助。
父亲还去了市局、市政府上访。
因当过访民,此后好几年,他每次住宾馆,登记完身份证后,警察很快就会赶到现场。
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对不起父母的,就是这件事。
从社保中心回家的路上,又碰到了院里的大爷大妈。
我都忘了是否回应了寒暄,但愿还是嗯了一声。
这次的我在他们的眼里,除了无所事事之外,还叠加心事重重了吧。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内急,咬着牙胡走了几里地,终于看到一间公立厕所。
“请您出示证件,”公厕管理人员说。
掏出身份证、护照、图书卡、公共自行车卡往桌上一放,就想往里冲。
“请出示公交卡。”
赶紧再摸,万幸,带了。
滴,滴滴。
“对不起,系统显示您的公交卡曾经去过外地,不能再做为上北京厕所的有效证件。”
“能不能……”
“抱歉,就是这么规定的,如果觉得不满意,您还可以向信访部门反映。”
“信……”
“对不起同志,请把通道让出来。”
“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