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这两样东西,真不敢轻易见面。
善良,和金钱。
就眼下这一条。
明明是一条热搜,却偏偏让人寒心。
“慰安妇子女向《二十二》导演郭柯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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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说的就是17年那部,让我们所有人关注的《二十二》。
两年过去了。
它怎么就变成了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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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二十二》。
聚焦中国仅存的日军“慰安妇”问题幸存者们。
片如其名,是对时间和生命流逝的无奈叹息,也是抢救一段沉痛历史的倒计时。
往大了说,它想向历史讨一个公道。
往小了说,它在向时间找一份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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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导演郭柯做了一个口头承诺:
如果电影有盈利,他会把盈利捐献给受害者老人和家属子女。
几年前的承诺,让他惹上了今天的麻烦。
一封由部分受害者子女联名写出的信,被公诸于媒体,第一句话开门见山:
“我们想讨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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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着读,全文太长,Sir先简单总结一下——
1、不诚信了。
没有履行承诺,《二十二》票房1.7亿,关于影片盈利的捐献并没有落实到自己手中。
2、挣大钱了。
《二十二》票房1.7亿,这么多的收益,也应该给其他受害者及子女一个交代。
3、没良心了。
用“慰安妇”题材挣钱,票房1.7亿,却“反而把钱给别人花”,“慰安妇”子女们没得到切实的好处。
并且希望所有有同情心的人一起支持他们,让郭柯给出一个交代。
一头雾水是吗?
绕不开的一点,就是钱。
很快,郭柯导演给出了“交代”。
在《二十二》拍摄时,这些受害者老人已经去世。整个拍摄工作,未曾与这些受害人及家属有过联系,他们也未曾配合过拍摄工作。
并强调:“未在影片中出现的人,未给予我配合的人,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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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说法,一边激扬慷慨,一边淡定回应。
郭柯是不是老赖?
在2018年9月,郭柯方面早已贴出了《二十二》票房收益的捐款说明。
早在2018年春节,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援助金就已经送到了老人或家属手中,并在9月设立了“慰安妇研究与救助”项目专项基金。
共计筹措善款1千万元。
其中包括郭柯作为导演的个人收益,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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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中确实写道,获得现金救助的老人,是影片中出现过的老人及家属。
而这一说法,也在这次部分“讨钱的”受害者子女的口中,得到了证实。
除了电影中出镜的二十二位,甚至还包括了电影开始与尾声时,两位正在举行葬礼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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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段来自对方的证词,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了:郭柯没有食言,答应捐的,他捐了。
但他依旧将这封“讨公道”的联名信,转发到自己的微博。
并且,留下了让人看着寒心的两个字: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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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的,因为一笔不捐自己的捐款,搞得急头白脸;被要钱的,原本是一片赤诚,最后却落得个心灰意冷。
一份出于情感、善良的救助,成了本应履行的义务。
这是谁的错?
大概只能怪《二十二》1.7亿票房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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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问题受害者及家属,值得我们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但这封“讨公道”的公开信,却让网友读出更多道德绑架的意味。
尤其是激扬慷慨的那几句,各种含糊不清价值观念也扭成了一团——
她们都是慰安妇,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没有这个题材哪里有你的电影。主要的是你的电影赚钱了,有这个必要给受害者和家属这个钱。拿我们的母亲名声事实赚了钱,反而把钱给别人花。
为什么?你的良心,你的承诺?
Sir不想一一挑错,指责它的逻辑漏洞。
就聊聊感受:
“慰安妇”,这一本来沉重的历史问题,在他们眼中成了一个投机创作者的热门IP;郭柯及《二十二》,将这一段历史整理、记录,呼吁人们的关注的行为,变成了“蹭热度”。
你在消费苦难,是消费就要掏钱。
要掏钱,就不能少了我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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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Sir看到最刺眼的一句,不是“她们的努力”“母亲名声”。
而是整个事件最关键的一句——
“主要的是你的电影赚钱了。”
1.7亿,这个数字可不小。
但这1.7亿,能够被郭柯个人支配的部分有多少呢?
郭柯在接受@紧急呼叫 的采访中回应道:“全凭猜测写的一封信。”
除了解释的拍摄时间、捐款时间都对不上号。
更是详细解释了票房收入的去向:抛去制作成本、人员开支、影院分账、出品方分成、税款……
最终他所承诺的票房盈余,确实已经全部捐出。
“我不想指责这些家属,也不想证明自己多清白。我只是尽量做到了我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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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些人眼中。
他们能看到的,只有这票房数额的1.7亿。
在国外,也有太多同样“慰安妇”题材的影视作品,却没有发生过同样的事;
一部《鬼乡》、一部《我能说》,风格迥异,却先后成为了韩国电影的票房冠军。
但比起商业成绩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记录下的、保存下的,那些痛苦历史的留下的、活生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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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以往如此多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纪录片、商业片也同样不追究,唯独就盯准了你《二十二》。
和那一个亿的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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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Sir想问。
《二十二》创造的价值,就真的只有1.7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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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是衡量一部电影商业价值的客观数据。
1.7亿,对于剧情片并不多。
对于国产纪录片,《二十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
简直不敢想象。
它居然在《战狼2》热血沸腾的观影浪潮中,撑起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首日票房300万;次日,突破1200万;六天破亿。
成就了国内首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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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奇迹,属于导演郭柯。
在完成《三十二》后,与母亲商议,决定押上自己的房子拍摄《二十二》。
奇迹,也属于慷慨解囊的张歆艺。
拿100万赞助拍摄《二十二》,并且拒绝了出品人身份,仅仅出现在“特别鸣谢”里。
“以后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提到这部片子,我就要感谢一次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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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也属于32099名爱心人士。
筹集了100万元,用于影片的公映宣发。
在《二十二》的结尾,密密麻麻的鸣谢名单,字幕滚动了将近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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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奇迹也一定属于那些自愿转发,充当自来水的明星,和各路影评人、媒体人。
从上映当天,1.5%的排片量。
到上映第3天,10.9%的排片量。
最终1.7亿的收官,这样的奇迹,属于每一个买票进场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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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它属于我们所有人——
这是我们对一段沉痛历史后知后觉的捕捞。
也是我们向那些历经非人磨难,却仍愿守护温暖的灵魂,致敬。
它在时间中挽救历史。
它在苦难中寻找希望。
这样的奇迹,怎么只值这1.7亿?
事实上,这奇迹到现在都没有停下。
时隔两年,@纪录电影二十二 的官方微博至今仍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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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持续公开着由捐款设立的“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申请援助渠道,和相关的志愿活动。
持续着公益纪念品的售卖,与活动分享。
但Sir最不忍看,却又不忍不看的,还是那一次又一次的倒数,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就在今年5月份,“二十二”已经落到了个位数。
离开我们的,就是留下那句“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的韦绍兰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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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只剩下了4人,另一名刘改莲老人,因家属意愿,在去世数月后才公布去世信息
这个世界给她们那么少,亏欠她们那么多。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记住他们的名字。
对于历史与我们,《二十二》无价。
并不是多少票房可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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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只说清楚了,郭柯是一个“被误会的好人”。
但还有一个没解决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些讨钱的“慰安妇”子女?
网上几乎一边倒的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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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心里也并不是滋味。
并不是赞同他们讨钱的做法,而是说,我们很难轻易揣测他们讨钱的内心。
你能肯定他们完全是见钱眼开吗?
别忘了。
他们也的的确确是被亏欠过的人。
虽然现在,声援“慰安妇”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已经成为了主流的态度。
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她们的待遇并不是这样的。
歧视、排挤、不公,更可能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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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竹林:1958年,居委会的干部指责我是日本婊子,勒令去黑龙江北大荒。我不肯去,居委会主任就骗我说要查核户口本和购粮证,结果,就被吊销了。户籍警察勒令我下放,我被迫去了黑龙江。房子也被没收了。
来源:新浪网
即使是“慰安妇”的子女,也可能长期遭到身份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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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能说》。
主人公正心奶奶,父母为了避免被她“慰安妇”的身份玷污名声,带着弟弟移民美国。
而她也隐瞒身份,在国家统计“慰安妇”受害者时没有登记,最后在法庭上被日方质疑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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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二十二》“逼捐”的事件中。
当我们指出“慰安妇”和子女们诉求的不妥时。
也不该忘记他们诉求背后,更深刻的诉求。
他们常常环顾四周,却不知道要向谁言说,去哪里找到一双援手。
国家补助?向日本政府索赔?还是等待民间NGO?
理论上是没错。
这些都太过于理想。
许多历史受害者,就是长期在匮乏的现实中度过的。
缺乏理解,缺乏关怀,缺乏援助。
而郭柯,就成为了在四顾茫茫中,被错乱抓起的最后一根稻草。
旁观者的我们清楚,他不该为此负责,1.7亿的票房也并非他个人收入。
但切身的当事者未必。
一边是长期的冷落和排挤,一边是突如其来的巨大收益,以他们的观念,太难调和这二者之间巨大的撕裂——
如果说没钱,那1.7亿票房从哪来?
如果说有钱,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慰安妇”们总处于无人问津的境遇?
就比如《三十二》的韦绍兰老人。
纪录片中有一幕,她车也不舍得坐,从村里走到镇上,去领一笔低保金。
90块,3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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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二》的事件中。
郭柯不该成为被讨债的人。
但你也得知道。
找错了人,不代表这笔债从来不存在。
谁欠他们的?
首先是始作俑者。
然后,还有那些自以为与己无关的人。
作为历史受害者的“慰安妇”和子女们需要经济补偿。
但Sir也相信。
他们眼里并非只有钱。
最后,请记住这个小故事,忘了那些鸡毛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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