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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也是从“地摊经济”发展成为宇宙小商品中心的

义乌不是集齐了这样那样的条件之后才成为宇宙小商品中心的,那些今天看起来完备的产业链,便利的物流,是义乌人在打拼中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义乌是一个自然资源禀赋很差的地方,土地贫薄,没有什么像样的物产拿得出手,只有一样“红糖”勉强算有地理标识。于是有了“鸡毛换糖”——以当地的糖走街串巷去换鸡毛,用换回来的鸡毛沤粪肥田。“走街串巷”多了,慢慢不限于糖和鸡毛,针头线脑,废铜烂铁,多少有点用的东西都是交易对象。

所谓鸡毛换糖,听着神秘,其实在北方更熟悉的说法应该叫“收破烂”。

一直到今天,义乌的生意都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琐碎,二是利薄。主力商品从针头线脑到锅碗瓢盆,几毛钱的袜子拉链,几分钱的纽扣吸管,在义乌,没人嘲笑商品不起眼,再小的生意都有人做。

这些单价低、品类多的商品很多至今都只有几厘钱的利润,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就是低技术门槛,方便家庭作坊生产。今天所谓的小商品交易中心背后的“制造中心”,正是由早期那些“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蜕变出来的。

义乌的老板也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怕吃苦。当地几乎所有的一代富豪都有过相似的走南闯北的摊贩史,钻火车座位下面躲查票、在桥洞下凑活一夜的事情,因为太平常,在义乌已经难言传奇。如今义乌很多等着接班或者已经接班的二代们,童年记忆里大都还留着半夜三更支着犯困的脑袋跟家人串珠花、择线头的印象。

义乌是个很容易被感染到的地方,那里嘈杂忙乱,弥漫着一种急吼吼的情绪。我去过不下五次,每次都有人真诚劝我:随便做点生意啊,随便什么都好,不要打工,打工没前途。

如果说中国经济有韧性的话,那韧性应该就在中国人这难以名状的生存焦虑、难以理解的对苦难的忍耐力、以及说不上哪里来得莫名其妙的生活热情里。

但是等一下,这里必须泼一下冷水,仅仅开放“摆摊”的自由,是做不出小商品城的。

90年代中原城市郑州,借助陇海线和京广线交汇的交通便利,曾立志打造中国商贸第一城。而且一度其实已卓有成效,然而跟商贸城建设相伴而生的,还有猖狂的郑州黑社会。

当时几乎所有声名显赫的市场,都有黑社会把控,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有胡氏兄弟,敦睦路服装批发市场有王张勇,京广路鞋城有王郑光,另有一个在郑州黑社会圈子也恶名累累、号称真正老大的宋留根。

这些人敲砸勒索、绑架拘禁、打砸火拼,动不动一言不合当街杀人,与香港黑帮电影的血腥野蛮不遑多让。几个主要市场的“货源”被垄断,“物流”被垄断、“管理费”被垄断,火车站附近几个服装市场,一度连卖盒饭的生意也被黑社会垄断。

红红火火的商贸城建设在这样的干扰下,到2000年前明显慢下来。

有利益的地方,有个把恶势力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些明目张胆的黑社会,存活了10多年,期间犯下几起恶性杀人大案,也不过当事人拘留所呆几天了事。郑州市公安局最后下决心打掉宋留根的时候,可怜见,不得不借用外地警力进行抓捕。

天朗气清后有学者哀叹:黑社会盘踞多年,伤了郑州的经济根基,恶化的市场环境不止影响小商小贩,商贸第一城建设错失良机,连带中原崛起之路滞顿。

人间的烟火气大多是相似的,中原人不比义乌人缺少勤劳耐苦,只是烟火气从来都并非只有朴实之美,也是有很多呛得人喘不过气的时候。普通人在地摊经济的绝望与希望轮转之间,也从来都并非只有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傅蔚冈义乌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巨无霸,但全民是老板。

@东莞哥如果这次地摊失败,老百姓剩下的能依靠的是什么?只有那莺莺燕燕了,真想回到千花万花下江南时刻?到时一片歌舞声平,倒也能带动带动一下。我一直都说了,那行业,别禁,别假装老正经了,声色犬马,本就人间乐事,何惧之有? ​​​​

@周玄毅对“占道经营”的态度,是个非常有趣的指标。其实无论中外,任何一座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者,对“经营”的可能性,事先总是想象不足的。《周礼》说“五十里有市”,你想想其实很合理的:想买东西,最多来回3小时(以步行4公里/小时计)也就够了(古希腊城邦也差不多是这个规模,也就是要确保每个公民都能早上步行去卫城开会,然后晚上再步行回家)。可是从方便生活来说,多少算是“够了”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经营”,都一定会越界,也就是“占道”。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经营是否占道,而是经营占道之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还可以展开说,但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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