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克鲁伦河之：波逻辑不好的原因不是理性不行，而是感性麻木——基础都没有，怎么能建起逻辑的大厦？就如同经验是哲学的基础，没有对世界的觉知哲什么学？通过我们接触的人可知，逻辑是不可能的，胡搅蛮缠才是生活的法宝。
逻辑学是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的科学。1930年代，逻辑学相继取得了三个划时代的成果（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论、图灵机及其应用理论），为现代逻辑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现代逻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日益广泛的应用，逻辑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1970年《大英百科全书》目录卷的科学分类栏目中，逻辑学位居各门自然科学之首；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学科分类，将它列在七大基础学科的第二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大、中学阶段，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但在中国，逻辑学却受到批判讥讽，逻辑教学缺席了数十年之久。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依然没有普及逻辑教育；甚至连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中那一点最基本知识，要在群众中普及还十分困难。
1“逻辑”幼儿遭受寒流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教授徐光启逻辑与数学，并通过欧里几德几何学的翻译出版，把逻辑知识传授给了中国的士大夫。不幸的是，这些逻辑理性知识很快就在中国大地销声匿迹了。一直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派留学生到西方，才重新发现西方人熟练应用了的两千年多年的逻辑知识。
“逻辑”一词，始于严复对“Logic”的音译。在近代史上，“Logic”还有过“辩学”、“名学”、“论理学”等汉语译名。略言之，逻辑是一种思维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们的言行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会成为人云亦云的跟风派而遭愚弄。
因此，20世纪初，逻辑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
进入民国后：逻辑学逐渐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课目。金岳霖（1895.7.14-1984）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专讲逻辑学，仅仅招到了一个学生，令人叹息。
192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受其波及，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文人，也于1920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批判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末，虽然声势浩大，却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
张东荪、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间与叶青、艾思奇进行论战。1931年，金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与著名逻辑学家谢非教授一起学了一年的现代逻辑。1936年金岳霖《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1940年，金岳霖《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
2逻辑教学遭受重创
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苏联于1946年11月发布《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
49后中国的逻辑学更是举步维艰，“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1950年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金岳霖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指苏联的《逻辑》教科书）。”金岳霖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苏联的《逻辑》教科书。”
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金岳霖，49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先后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
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演讲，批判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艾思奇讲完之后金岳霖带头鼓掌，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的讨论，一些学生在“民主墙”上批判金先生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毒草”。
1951-52年初，金岳霖要检讨过关，他跑去劝冯友兰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1952年4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金岳霖先生《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检讨。因为他的学生殷海光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自己培养了“一个反动份子”。由于清华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经费，同美国文化界联系较多，他便在政治上检讨自己“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丧失了民族立场”；在学术上则检讨自己搞的哲学“根本是反科学的”，要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是真理。…”
金岳霖曾对人说，他49前共写过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金再也不敢说“满意”。1958年2月，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学的哲学，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59年5月，金岳霖在《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逻辑哲学观进行了批判。
文革中，逻辑学再遭重创。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四人帮’不准老师讲理论推导和论证，污蔑这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是‘脱离实际’、‘故弄玄虚’，是‘回潮’、‘复旧’。结果使学生只知道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推理过程和论证……‘四人帮’还把逻辑工作者看作专政对象，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革命派”不许金岳霖用公车。金岳霖说：“不用公车不是问题，可我怎么去协和医院？”对方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一种人力双轮木板车，用于运货）吧。”“革命派”本意只不过想揶揄一下金岳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3逻辑教学短暂复苏后，再度形同虚设
19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但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如，高中语文课本曾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
但1988年，中学语文教材再次删除了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进而又提议取消师范院校课程中的逻辑学。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文件，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踢了出去。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数十年来，逻辑常识教育的缺席，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骂人口水战。
4缺乏逻辑学教育的危害
宋怀常在《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里指出了“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以及与中国人辩论毫无意义的观点，因为在中国人眼中只在乎辩论的输赢，并不在意辩论的出发点是否合乎情理，辩论的观点是否符合自己的价值观，辩论的过程是否符合逻辑。
古希腊·罗马时期伟大的演说家、雄辩家，从梭伦、伯利克里、狄摩西尼、苏格拉底……，到西塞罗、昆体良……，他们演说与辩论的出发点都是在公义、美德、学识的基础上发表自己内心的观点。而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孟子、庄子、荀子这样富有逻辑、善于雄辩、心怀天下苍生的思想家，但今天的中国人除了知其名外，很少有人真正的了解他们的思想。现代人脑海中的传统文化，多是通过各种宫斗剧、碎片阅读得到的“封建专制文化”的糟粕，并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
概念（Concept）是思维方向的基本单位，而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时，首先要明确概念。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即使讨论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事物。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用的是类比推理，然而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中国人在生活中会经常使用类比，但却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
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种思维是存在大问题的，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孩子和狗不能相提并论，国家公民和狗之间更没有可比性。
狗不嫌家贫和母与子的关系、国与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死搬硬套。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仅仅是一种现象映照，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喜好虐待生命之人，狗难道不能嫌吗？孔子曾说“苛政猛于虎也”，如果朝廷官吏苛政、暴政、恶政让国民深陷黑暗，百姓难道依然要去爱这个罪恶之地吗？
中国人普遍存在很强的集体观念，并产生了一个现象：批评有权力或地位的个人就等于批评集体；批评集体就等于批评集体里的每一个人；而再次类推，这个批判者就是不爱集体，背叛集体。这就是 “集合概念” 错误，因为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不满，并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种结论，反映的也是此类逻辑谬误。在这里谈到的“中国人缺乏思辨力” ，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骆家辉曾说：纽约、旧金山不代表美国；北上广深不代表中国。言外之意，就是深圳的高楼大厦，不代表中国人都很富有；先进的飞机舰船，并不代表真正的强大。今天，人们都在过多地使用类比，就说明大众的抽象思维能力依然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这种思维模式的后遗症，是让人对事物的理解变得片面、狭隘，而最终做出错误的判断，走向错误的方向。
二元思维也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也是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就像是仅看橄榄球的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5普及逻辑常识看殷海光的《逻辑新引》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湖北黄冈人。殷早年就是逻辑神童，师从金岳霖，去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自1950年代起，即致力于向民间播撒“逻辑种子”、用逻辑揭破两蒋当局“用一切光明的字眼”包装起来的政场言论。据林毓生回忆：“殷先生在他的（逻辑）课上，常常拿生活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逻辑的规则，有时也拿官方的政策、文告来说明其不通(不合逻辑)之处。这样的方式，使他的课程变成让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殷先生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小拘谨，隽语如珠，灵光闪闪，……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下，大家都深感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殷先生的课程，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深具魅力，非常吸引人。”
1957年，殷海光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殷海光强调人们的演说必须做到“就事论事”。意即：“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这本六十年前的小册子，对数十年未曾受过正规逻辑常识教育的国人而言，极有助益。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我们有生之年，世俗生活里经历一些不幸自然是在所难免，但我们终究希望那磨难尽量少一些。至少我这样期待着。社会整体的逻辑素养，与我们的个人幸福密切相关。社会上能少一些洗脑式的说法，少一些“买车买房，没爹没娘”的歪理，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也才更有保障。
抱着这个朴素的念头推荐《逻辑新引》，期待朋友们能看看这本书，多了解一些逻辑，对社会上的歪理能多一些免疫力。最近，殷海光《逻辑新引》终于有了新版，但愿，这本书，能让你，也让大家，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