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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板庞麦郎

我和庞麦郎在台上

2015年秋天,我和庞麦郎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陕西人民医院背后的一家商场。庞麦郎穿着棒球服、牛仔裤,脚踩英伦皮鞋,聊天时,他会盯着正前方的一小团空气,不肯直视我的眼睛。

那时,他刚刚从舆论漩涡里抽身出来,状态不佳。《我的滑板鞋》热潮退却,媒体报道《惊惶庞麦郎》又将他刻画为一个‌‌“狡黠、善变、惊惶的人‌‌”,一波三折,巅峰的时刻过去了。他想重整旗鼓。

他说要办个人演唱会,必须是专场。我找人,将场地从200万一场的省体育馆置换成了西安城郊的一个体育场,结果,他不愿出场地费,也没企业愿意赞助。朋友建议说,可以去Live House(小型现场演出,多针对一些地下乐队),全国巡演,庞麦郎也同意。

同事一再提醒我,庞麦郎很土,唱歌严重跑调。我还是决定和庞麦郎搭伙。音乐巡演可以全国各地走,我刚好有人脉可以敲定场地,庞麦郎热度尚存,专心负责唱歌,票房收入不至于太差。

我就这样成了庞麦郎的经纪人。

那时,我们分别租住在陕西人民医院的前后门,整天混在一起讨论演出事宜。庞麦郎租的房子三室一厅,家具很少,有一面大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西安城。坐在窗前,庞麦郎说自己的偶像是迈克尔·杰克逊。我告诉他,迈克尔·杰克逊建立了梦幻庄园,对全世界的孩子免费开放。庞麦郎感到很新奇,他说自己也想建立一个王国,把全世界的孤儿和老人都安置在那里。

为准备演出,我们添置了20多套演出服装,庞麦郎把直发烫成他最喜爱的迈克尔·杰克逊的卷发。做完头发的庞麦郎心情大好,觉得自己‌‌“年轻、时尚、国际范‌‌”,一起吃一顿肯德基或麦当劳他就很开心,认为外国人都吃这个。

从理发店出来,我们一起走在西安的大街上,庞麦郎步伐轻快,九分裤裤脚下露出纤细的脚踝,他说,‌‌“作为一个舞者,有月光的话我们就要跳舞‌‌”。

这源于《我的滑板鞋》中的歌词。25岁之前,他一直住在汉中市宁强县的南沙头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他一直梦想拥有一双自己的滑板鞋。他从小就喜欢哼唱,自己写的歌词记满了笔记本。等到2008年,他去汉中市区念高中,终于在一家专卖店找到一双心仪的红色平底鞋。

巡演名称最终确定为‌‌“旧金属绝版演唱会‌‌”,我负责联系场地、沟通价钱和时间、安排衣食住行,他负责唱歌。第一场演出在杭州酒球会,现场来了200多人,非常热闹。《我的滑板鞋》前奏响起时,台下观众的合唱和欢呼声甚至淹没了庞麦郎的声音。

我被热烈的气氛感染,站在后台捂着脸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背着蛇皮袋离开大山,搭车走进城市的样子。我们都来自底层,没有受过系统专业的音乐训练,他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庞麦郎有一次打动了我。在演出城市的机场值机,我在座位上看书,他突然站起来,走到饮水机的位置,一个看上去六七岁的小孩子一直在附近走来走去,原来孩子要喝水,自己够不到饮水机上的一次性纸杯。庞麦郎帮他接了一杯水,小孩喝完后,又喝了一杯。庞麦郎摸了一下他的头,领着他去找他的家人,回来后什么也没说。

我们合作的前半年,巡演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票房成绩不错,最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月赚到二十多万。

我们常常一起蹲在南方城市的马路牙子上,一边吃泡面一边看过往的漂亮姑娘。在酒店捡到小卡片,我们会拨通上面的联系电话,问他们:‌‌“你们这边的姑娘漂亮吗?‌‌”对方说,‌‌“试试吧,如果不漂亮,你给个车钱打发她走‌‌”。我恶作剧把人喊过来,庞麦郎给了她车钱再让她走。

杭州首场演出有一个小插曲,为了能让庞麦郎跟上伴奏,我放了带人声的伴奏带。第二天,‌‌“庞麦郎假唱‌‌”的新闻爆出,我让庞麦郎发个声明澄清一下,他说,‌‌“我们不要管那些人,我们把现场做好就行‌‌”。

他确实喜欢音乐,喜欢近乎到偏执。对于那些否定的声音,他的态度是:我唱我的,你们骂你们的,我们互不影响。

但庞麦郎顽固、自我的那一面,也让巡演产生了许多波折。李达曾将庞麦郎介绍给不少媒体人,他说,庞麦郎在25岁之前一直在闭塞的大山里长大,他像是现代社会的闯入者,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规则。

他要求自己的演唱会(在他心中演唱会就要在‌‌“大型体育场‌‌”,他一直把live house称为演唱会)必须是专场,不能有人与他同台,商演时不能播放广告,认为这是在利用他的名气赚钱。可是别人花钱请你不就是为了宣传产品继而赚钱吗?

他还要求舞台上必须要有八位舞伴,他有首歌叫《金发女郎》,演出这首歌必须找外国模特。但一些Live House场地比较小,舞台上放不下八个舞伴,我和他说,最多只能找来六个,他同意了,还敲定了最漂亮的模特伴舞。等到实际演出时,台上只有四个舞伴,不过沉溺于演出的他,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

他最关心票房,预售少于50张,就要取消演出。到后来,我们每场演出的票房基本上在二三十人。演出合同都已经签了,我向他解释商业规则,他不听,我只能跟他说如果违约,要赔百万违约金,他才不再轻言取消。

慢慢地,我掌握了和他谈判的技巧,只是过程依旧煎熬。起初,一个陕西老乡和我一起劝他,后来老乡跟我摊牌说:晓白,往后你就辛苦些。后来,老乡就和我们断了往来。

进入2016年下半年,巡演开始难以为继,除了沿海大城市,大部分中国本土观众并不热衷在live house看演出。当然,庞麦郎的热度下降,买票的观众越来越少。

出场费从上万下降到几千,给安排住宿、交通的场地方也越来越少,出行从飞机、高铁降级到火车硬卧。我开始用支付宝花呗支付巡演过程中需要的账单,他那边也不好过,赚了钱,要攒着拿来给新歌编曲制作。

庞麦郎的手机在天津巡演中丢掉,我们一起去买了一台iphone系列里比较便宜的SE。直到现在,我自己还用着Iphone5S。拼命跑巡演,我们经常一出去就是两个月,女朋友酸我说,干脆和庞麦郎在一起吧。于是,我和她分手了。

2017年中期,为了赶上去北京演出,我们凌晨出发,坐16个小时的硬卧。抵达后,在高温的北京,走了5个小时,找到一家价格低于400的酒店。怕迟到,我们坐摩的从住处赶到一号线地铁站,摩的师傅开价10块,我抓紧时间讨价还价,‌‌“8块吧,师傅‌‌”。他坐在旁边,脊背挺直,一言不发,竭力维持着自己作为歌手的仪态。

那场演出去掉场地费后,我们只拿到了1650块。我给他报销了火车票和住宿费,把剩下的600块给他,他坐在单人床的边缘,赌气地将钱扔在地上。

大多数时间,我们的巡演收入状况就是如此。但他还是很坚持,巡演能继续下去,百分之八十的力量其实是他给的。庞麦郎像是游戏中的小人,他只怀抱着一个任务‌‌“唱歌‌‌”,就能一路通关。他对音乐的认真程度,超过了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

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奇葩说》等都邀请过他,我劝他试试,找找出路,他不同意。首先,他想要专场做演出;其次,他抗拒上电视节目。

在他刚成名时,有几家电视台曝光了他的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码,他一直觉得电视台会恶搞他,抹黑他的形象。有短视频平台邀请我们入驻做直播,我跟对方都谈好了,快开拍时他说不来了。

媒体报道留下的阴影,使得他很难再信任别人。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上电视、拍短视频、做直播,能顺顺畅畅地收获名利,他就是觉得危险重重。我试着联系过翻唱他歌曲的华晨宇、萧敬腾,还有一些微博大V,希望这些歌手在借助这首歌收获好评的同事,也帮助一下庞麦郎,但无人回应。

庞麦郎依旧在写歌。一些歌我觉得不错,但大部分我也不太能接受,更不用说歌迷和市场。他不断地告诉我,歌曲制作要提高品质,新专辑要好好宣传。这些都需要钱。

最多的时候,庞麦郎的卡里曾有200万现金,而现在他正在山穷水尽。巡演票房一跌到底,有些城市一场只有几个人,收入惨淡,临时取消的巡演也越来越多。我既要照顾他的生活和心情,还要赔钱,一切都让人厌倦。

这个时候,庞麦郎却在朋友圈宣传之前取消的演出。我找到负责人对质,对方说庞麦郎本人亲自给他们打电话,要继续演出,只是往后推迟了日期。

作为搭档,我被绕开了。有一场演出是他自己联系的,他不满票房,提前一两天通知场地方取消演出,场地方把消息捅给了媒体,圈里的朋友过来问我,是不是你干的?我成了阻扰巡演的那个坏人。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东郭先生,搭救了一头怎么也喂不饱的狼。

我努力劝服自己,是和庞麦郎在一条船上,我帮他也是在帮自己。不奏效,我只能安慰自己,这一切只是他想多赚点钱做音乐,一首歌2万元的制作费太贵。

2018年初,庞麦郎出了几首新歌,我自己也出了几首歌曲,还在和朋友一起宣传环保。我告诉庞麦郎,我可以继续帮他安排巡演,但我也要上台演出。他爽快答应了。

庞麦郎2018年沿海20多个城市的巡演,我一直陪着他。他演唱完准备的曲目,我会上台唱自己的歌,做一个短暂的环保主题的演讲,提倡大家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台下应者寥寥。

经济越来越窘迫,我靠着花呗额度勉强维持着。2018年中旬,贵州站的巡演,我们在酒店前台支付费用,400块的房费,我的银行卡显示余额不足,庞麦郎说他也没有钱,我只能找弟弟临时转账。我们买完火车票,说好一起去下一场演出,日期临近,他突然消失。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没接,微信也不回。最后,我试着把场地方的联系方式发给庞麦郎,他才回复:‌‌“OK‌‌”。

或许,他是想独自去演出,不想跟我平摊原本就不多的收入。他只是想生活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或者拿这些钱制作自己的新歌。我不怪他。

我决定不再跟随他去巡演。我感到痛苦,外界的误解和内心的质疑接踵而至。一度,我尝试用水果刀了结自己,疼痛感袭来,才如梦初醒般停止动作。

接受媒体访问时,我曾提及庞麦郎经济上的困境,想要通过做直播、拍短视频等赚钱,结果媒体的文章将我描绘成一个唯利是图、精于算计的人,潜伏在庞麦郎身边伺机搞钱。

还有一些歌迷将我们俩的关系形容为堂吉诃德和桑丘,这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人物。故事中,不管堂吉诃德多么荒唐,桑丘始终务实而忠诚地站在他身后。然而这三年,每次被他的偏执、自我、出尔反尔气到,以及花呗还款日临近时,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傻x。

我问过庞麦郎,会不会放弃音乐。他说不会。‌‌“大家都很喜欢我的音乐啊,我不会放弃的‌‌”。他发了新歌,底下评论‌‌“一开口就知道他还是那个他‌‌”。我清楚,一些人不是为了他的音乐来听歌的,他们来,只是为了看一个人的笑话。

很多回巡演,庞麦郎都会请求现场工作人员,尽量让他多排练一下,以求动作能够标准一点。可每当音乐响起,稀稀拉拉的观众多数都是聊天玩手机,只是在特定环节,高喊几嗓子‌‌“摩擦摩擦摩擦‌‌”。我坐在舞台台阶上,想这就是一场合谋,只要台下有观众将镜头对准他,他就会照着他们预期的怪异桥段一直演下去。

我准备离开庞麦郎,但我们还是朋友。没有演出机会时,他回到村子里,锄草、喂猪,干各种农活。村子里经常停电,一停就是两三天,他用着被年轻人淘汰的IphoneSE,没有充电宝,停电的时候,就只能失联。

我给庞麦郎发微信,‌‌“你在家吗?我去你家玩吧。‌‌”庞麦郎回:‌‌“好的‌‌”。一个月后再问庞麦郎,庞麦郎回:‌‌“OK‌‌”。直到现在,他内心依旧抗拒别人拜访他的家,哪怕这个人是我。他会提醒父母远离一些媒体、记者、甚至家族里的一些亲戚,有人靠近,他要花很长时间考量这个人的意图。

庞麦郎曾在日记本里给全国城市取过英文名,他自己的英文名也很长,孟加拉斯图·加什比克·什尼亚克·约瑟翰·庞麦郎。其中,孟加拉斯图就是陕西,汉中叫‌‌“加什比克‌‌”,老家的宁强县被称为‌‌“汉克顿尔‌‌”。

我从西安坐高铁到汉中转三趟车,六小时后,我抵达了他的汉克顿尔。村里人说,庞麦郎从小就不爱说话,独来独往。听说我来找他,会冒出一句‌‌“大明星啊!‌‌”他们神色怪异,相视而笑,像是在分享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

路边的田地里竖着捆好的稻草,庞麦郎家中是一座普通的农家院,没有院墙,院子一边是猪圈,另一边是放农具的小仓库,在家里,庞麦郎跟其他村民无异。冷清但依旧被瞩目的歌手现场,平静却清贫的农民生活,这是庞麦郎的平行世界。

走红之前,他曾在媒体面前说自己是台湾基隆人,九零后,否认同这座农家院与父母的关系。他撒了一个谎,不得不接着撒一百个谎将谎言进行下去。直到有媒体找到他家里,他惊慌失措,躲起来,告诉父母说‌‌“就说你们不认识我‌‌”。

我问他,能不能真实一点?庞麦郎反问我:如果我说我是个农民,在农村喂猪,还会有人找我做演出吗?

庞麦郎不在家,他的母亲温和朴素,接到儿子的电话,她呼唤丈夫,‌‌“老庞,明涛的电话‌‌”。庞明涛是庞麦郎的本名,他的父亲转开脸,似乎连儿子的名字也不愿听见。在农村,三十多岁,不成家,没有稳定的工作,他的父亲也觉得儿子是个怪物吧。

我们把见面地点约在镇上的一条河边,这是庞麦郎小时候常来打水漂的地方。庞麦郎站在路边,看见我来了,远远地挥起双臂。久别重逢,他热情地回应着我,只是不肯看我的眼睛。

天慢慢地黑了。

庞麦郎家睡不下,我们晚上住镇上的旅馆。在镇上,他带我吃了宁强特产热米皮和核桃馍,核桃馍焦糖色,手掌大小,我曾经计划,让庞麦郎代言这款核桃馍,利用庞麦郎的名气,开一家庞麦郎小吃店,来赚取演出需要的经费。

当然这个计划,和他想要真正成为明星的梦想,都没有成形。

我曾经问过庞麦郎一个问题,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他说因为企鹅有翅膀,企鹅有翅膀,能飞到天上,北极熊就吃不到。

我告诉他,是因为北极熊在北极,企鹅在南极。这是常识。他说,哦。

后来我问了他相同的问题,你现在觉得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他还是认为企鹅有翅膀。我再想向他解释,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口述白晓,曾为庞麦郎经纪人

撰文崔玉敏,真故编辑

故事时间:2015-2019年

故事地点: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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