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

一个在改革与开放中快速发展的后发强国，往往会面对一个难以回避的政治后果：贫富分化、地域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激进反开放主义浪潮，这种浪潮曾经无情地打断俄国、日本和伊朗的改革开放历程，此乃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风险之一。

毫无疑问，现代文明的起源在于西方。

从公元18世纪起，西方逐渐以无可匹敌的军事、科技和组织优势折服了整个地球，并跃升为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和最先进的文明。那些被西方光芒遮蔽的其他文明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富强梦，不得不施行改革开放，效法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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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带来的社会撕裂

然而，后发文明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富强，还有社会形态的分裂。在农奴改革之后的俄国、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凯末尔改革之后的土耳其和巴列维改革后的伊朗，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一方面，当这些国家的沿海大都市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达起来并接受了西式现代化之后，由于快速发展的不均衡，其内陆乡村依然处在旧观念和旧经济模式（竞争力通常较弱）的支配之下，巨大的地域贫富分化不可避免。

“就我的观感而言，圣彼得堡的俄国官员们无疑是富有教养的绅士，但内地的俄罗斯人即便出身高贵，对西方人也常常充斥着难以名状的优越感甚至敌意”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从1857年到1862年担任驻俄大使

以亚历山大农奴改革之后的俄国为例，在19世纪中期，该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圣彼得堡已经完全西方化了，但内地依然处于严密的封建经济之中，其以至于出身于俄国内地城市萨拉托夫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嫉恨圣彼得堡人富裕的同时，经常诅咒圣彼得堡不过是西欧人的殖民地。

同样，大正时期（对应民国初期）的日本大城市市民生活尽管已经西方化了，几乎人手一支电灯（87%），普遍靠电车出行，但大多数日本乡村民众的生活几乎与此无缘，日本大城市与城镇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

▲大正时期高速发展、现代化的日本大都市，当时的日本东京人追求商业成功和金钱

▲大正时期的日本农村和小城镇，农民生活水平相比于过去，一直没有多少提高，农民家庭出身的日本青年大多参军，他们认为大都市正将日本带入“腐朽”、“拜金”的西方文化深渊中，断送了伟大的日本武士道文明，这就是昭和维新“军国主义”崛起的政治基础

巴列维改革后的伊朗在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中亦不能免俗，德黑兰富裕女市民穿着长裙高跟鞋享受西式浪漫生活的同时，伊朗乡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观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当地人笼罩在伊斯兰教观念的支配之下，妇女们披着罩袍，小心翼翼地生活。

▲巴列维改革时期的伊朗德黑兰妇女，这只是当时伊朗社会的大城市截面，大城市充满希望，人们追求自由，但伊朗贫穷的内地则完全不同，那里依然是阿訇们统治的天下，改革带来了地域分化——虔诚的穆斯林认为德黑兰的富裕市民们拥抱了腐朽的西方文化，断送了伟大的伊斯兰文明，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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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改革带来反西方、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优越论

这种巨大的地域贫富差距和阶层分裂，使得后起文明中的失意者为了表达对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的仇视，极易陷入激进自我文明优越论中。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既得者大都享受着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生活和西方的教育，这就使得失意者往往将对利益既得者的反抗情绪转变为反西方思想的杂糅体。

十九世纪晚期的俄国反体制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即是如此。他们认为，“俄罗斯文明在道德上是最纯洁无暇的”，俄国落后内地的村社之中“潜藏着真理”，村社精神接近“人民的本性”，鼓吹到农民和村社之中追寻“人民的本源”，相比之下，追捧西方的俄国上流人士不过是肮脏腐朽文化的崇拜者。

大正、昭和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同样如此，他猛烈抨击日本都市中的崇西思维和拜金主义，狂热鼓吹日本武士道文明和八纮一宇的伟业，在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中，北一辉认为日本文明是人类道义的捍卫者，英美是贪得无厌的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

“明治元老们背弃了革命的初衷，使向西方出卖日本的财阀控制了国家政权．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陷入工资奴隶和农奴的状态，社会发生分裂，日本成了阶级国家。因此，北主张打倒大资本家和大地主，进行第二次维新革命，恢复社会的本来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北把它称为“复古的茧命主义”。

——《国体论及社会主义》北一辉，北与国民党人士是好朋友，对日本文化的母亲中国文明怀有深切感情

在凯末尔改革之后的土耳其，巴列维改革之后的伊朗，类似的既蔑视西方又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诉求，同样在失意者中引起了共鸣。霍梅尼上台之后，禁绝与西方一切联系、推崇伊斯兰文化的同时，又给广大乡村内地、小城镇居民以巨额福利，实际上就是这一诉求的政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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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的反西方民族优越论之背后考量

另一方面，随着后起文明现代商业精英阶层的崛起，这一阶层为了攫取财富，不得不与西方同行进行残酷的竞争，为了更好的兜售商品或者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个阶层往往不由自主地拥抱自我民族主义优越论，从而更好地实现商业目的。

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后，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外国竞争的加剧，俄国钢铁工业大亨古契科夫即是一位大俄罗斯文明优越论的鼓吹者，他多次刊文称“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灵魂，是我们钢铁业水准超越外国的保证”，言辞虽然夸张，但也显示出其背后的真正用意在于商业；

昭和时期的日本纺织工业，在中国市场上与中国的江浙纺织业激烈竞争，再加上对美出口因经济危机陷入凋敝，该行业企业家阶层逐渐成为日本民族优越论与侵华战争最坚定的鼓吹者；

类似的是，在巴列维改革期间，随着市场的开放，大批伊朗手工业者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美国商品的倾销下走向破产，这些企业界人士也逐渐拥抱了霍梅尼的“伊斯兰文明优越论”，成为霍梅尼上台必不可少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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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类似的处境

今天的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上海、深圳、广州等沿海大城市，在地理便利的基础上，依托改革带来的竞争优势，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其市场发达程度、生活水平和社会观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相差无几。但是，在中国内地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乡镇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依然依赖于国有事业单位、传统的农业经济，或者大城市打工。这就使得中国社会不仅地域贫富差距极大，阶层观念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的东北，民众依然认为吃皇粮进单位，是择业的最好选择，但在北上广深杭，最优秀的青年往往选择像BAT这种互联网公司。这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认知差异，并将带来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不同看法：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改革开放带来了西方的堕落思想，带来了贫富分化，他们高举着民族优越论的旗号，强烈要求恢复曾经的全民国有体制；而另一部分商业精英阶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市场，在文明优越论的诉求上也与之达成了默契。

这一思潮的出现，无疑应引起重视，因为俄国斯托雷平改革的终结、日本大正改革的破灭、以及伊朗巴列维改革的失败，实际上都是此类思潮壮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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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的教训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俄国、日本，还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之所以能够实现富强，恰恰都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如果没有改革，国家产业和技术的竞争力就无法释放；如果没有开放，国家就会陷入固步自封之中无法进步。

然而，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地域分化和贫富差距，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色彩浓厚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加剧之贫富差异面前，失意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到不切实际的自我文明优越论中寻求慰籍，这种思潮的壮大不仅不可避免，且很可能威胁到改革开放本身。

因此，在年轻人中树立真正的中华文明自信心，不仅是捍卫文化本身的需要，也是巩固改革和发展的必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