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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小荣
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内事务。事实上，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具有更加复杂深刻的国内国际双重特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发起的改革运动，既是影响国内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又是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重大事件。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旗号下轰然倒塌——苏联共产党烟消云散，苏维埃联盟土崩瓦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拥有广土众民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什么会在改革的旗帜下出现迥然相异的两种结果呢？导致结果相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键时刻加以认真总结和理性分析，找出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久发展的治国理政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深刻总结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不是说苏联当时就怎么好，也不是要为苏联和苏共唱挽歌，而是说我们要注意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政治变局中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规律，善于认识和运用规律。不注重历史规律，总有一天要吃大亏！”[①]
从1985年上任伊始，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迅速发起改革。然而在七年之后的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以苏联共产党被禁止存在、苏维埃联盟瓦解作为结局。那么，曾被寄予厚望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总体而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实质上是在制度基础、社会动力、领导力量和外部环境等四个方面没有处理好一系列关系的必然结果。
第一，从制度基础来讲，戈尔巴乔夫改革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从根本原因上来讲，这是由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依附于此的党机关力量的利益偏好决定的。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经过高速猛烈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一个囊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集权体制已经确立起来，并经过苏德战争和冷战的长时段考验，证明了这种举国体制在对抗性冲突中的有效性。但是，这种特殊时期的举国体制并不能完全适应日益世俗化、生活化和信息化的现代社会需求。应该说，无论苏共高层还是普罗大众，都对这种体制性不适有所感觉。对普通大众来说，为了克服这种体制惰性带来的生活不便利，一种隐秘性的私人化社会网络开始自发形成。对深谙体制隐秘的苏共高层来说，——无论是赫鲁晓夫改革，还是柯西金的经济新尝试，甚至于中止了柯西金改革的勃列日涅夫，对于这种体制的不适其实早已心知肚明。但是体制的强大惯性和机关势力的利益偏好，决定了制度的产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根本无力摆脱制度的约束。就这样，尽管计划体制已经慢慢显示出其迟钝的弊病，但是制度的惯性却扼杀了改革的希望。
尽管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尊，充分利用制度性服从的政治原则，不断更新苏维埃制度的“守夜人”——从政治局到书记处再到中央委员会，但是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仍是在制度的笼子里跳舞，缺乏改革所需要的建设性制度环境。无论是上任之初发起的反酗酒运动，还是改革刚刚起步时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本来可以作为赢得社会大众支持的局部性改革突破口，但最后却在公开性的旗帜下成为煽动民众怨恨、引发高层内斗的政治牺牲品。尤其是在无法驱动经济增速以此换取民众政治支持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矛头对准苏联共产党，力图通过对党控制的苏维埃制度进行改革以架构新的政治权力体系，从而摆脱“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沉闷压抑，激发社会大众的精神活力，培养能够接受和认同新思维的“改革一代”，形成体制外的社会支持力量。让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接受了新思维的“改革一代”们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却成为戈尔巴乔夫和苏维埃体制的政治反噬者——他们要的不是革新的共产主义体制，而是更新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亲手释放了“民主”，但他自己却没有办法让“民主”行走在“法治”的轨道上。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事实上，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对既存的制度进行内外关系的重新调整，以使之符合新的政治要求和社会价值。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必然伴随有旧制度压抑下的社会隐藏力量的大爆发和大混乱，尤其是像苏联这样高度集权体制的转轨更是如此。从普遍性经验而言，要使制度转轨能够以最小代价平稳渡过，实质上需要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和娴熟的政治操作能力，然而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最缺乏的就是一点。尤其是在把苏联共产党作为改革的首要和核心对象时，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丢掉了本来可以依赖的过渡性制度支持。为了摆脱党内党外聚集起来的不利形势，戈尔巴乔夫迈出了致命性的一步：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要求实行总统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按照既定的政治改革计划，把国家权力从苏联共产党手中转移到新的立法行政机关手中。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日常性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初步具备西方式议会形式的情况下，原来的苏联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实际上已经变成西方式的议长，那么现在就需要把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个苏维埃政权实质上的最高领袖的权力，转移到西方式的总统身上。这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实行总统制的第一个政治目的。
如果说第一个目的是戈尔巴乔夫用来摆脱苏联共产党对国家权力垄断的一种政治设计，那么戈尔巴乔夫要求立即实行总统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一种现实性权力需要。从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开始，苏联社会实际上处于旧制度趋于瓦解、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特殊时期。当戈尔巴乔夫坚决把苏联共产党排斥在社会稳定系统之外时，政治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却开始了有组织地夺权行动。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到各地爆发的民族暴力冲突，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愿意重新启动苏共组织体系这一社会稳定器，而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又陷进无休止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争吵之中，根本无法对混乱的局势作出强有力地反应。面对权力的迅速流失和联盟瓦解的巨大风险，戈尔巴乔夫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来结束这种混乱局势。于是，总统制的提出和实施就具有了现实的政治基础。
但是，让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总统制的设立，实际上破坏了苏维埃联盟存在的政治基础。当把苏联共产党这个联盟的政治粘合剂废弃后，新设计的总统制根本没有能力提供这种基于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力量的超级政治组织。摆脱了苏共组织约束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们，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国总统（还有少数共和国领导人仍然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开始真正脱离了戈尔巴乔夫的控制。因为当加盟共和国走上改革舞台的中央时，他们的改革目标，首先就是脱离联盟中央独立而自救。可以说，从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到苏联解体，改革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系统的整体性制度支持。
第二，从社会动力来讲，戈尔巴乔夫改革缺乏健康良性的社会支持。改革只有在一个能够接受改革的社会土壤中才能发生发展，也才能获得来自社会大众的最深厚的心理和行动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苏联社会缺乏真正健康良性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一直声称，改革要想成为人民的事业，就要避免赫鲁晓夫式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只是苏共高层因为某种原因而发起改革，而要形成一种“来自上面的革命”与“来自下面的革命”的改革新模式——既有苏共中央对改革的自觉认知，又有社会大众对改革的自觉支持。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改革模式是一种最佳选择。既有来自于苏共中央的上层支持，又有来自社会大众的下层行动。但是，戈尔巴乔夫从来都过高地估量了民众对改革的热情。这种对民众的认知错觉，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社会失控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需要阐释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并不一定表明社会大众就对其后来的改革表示支持。在相当程度上，社会大众对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表示欢迎，只是苏联社会长期政治屈辱性心理的本能反应。实际上，无论是政治精英抑或官僚群体或者普通大众，大家的基本共识是：选择戈尔巴乔夫为改变从勃列日涅夫以来高层中业已形成的老人政治传统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性显示了苏联高层政治未来发展的另外一种选择路径。但是，这种从上到下的改变心理在事实上并不能构成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的社会心理动力。人们厌恶老人政治，是因为老人政治损害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形象和国格，但是并不反对勃列日涅夫以来社会的安稳富足（尽管生活上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对享受着勃列日涅夫时代余荫的苏联人来说，换个年轻点的领导人，给国家好的形象就可以了。
这应该说是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时面对的社会普遍心理。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苏联共产党对真理的长期垄断，使得整个社会根本没有批评甚至反对声音的存在（即使有也是地下状态）。对真理的垄断通过制度化的严密控制，使得党的意志毫无阻滞地主导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思想到行动，从言行到规范，社会的惰性、服从性以及政治冷漠随之而生。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冷淡的社会心理状态，实质上暗含着大众对改革的不信任。苏维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新经济政策改革、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改革，都曾经鼓舞社会大众参与期间，但往往由于高层政治斗争而先后归于失败。社会大众的改革热情已经被消耗殆尽。
这种冷漠的社会心理状况不是戈尔巴乔夫所想要的。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要想避免赫鲁晓夫因改革被赶下台的政治命运，就必须把人民拉进改革的洪流之中并使之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从而形成对上层保守派的政治制约。只有形成这样的改革格局，戈尔巴乔夫才能居其中而协调四方，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推进改革。从1985年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打破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形成的政治惯例，经常性地、不打招呼地前往各地视察，走上街头与普通群众进行交流，试图从群众中寻求对改革的支持。然而，戈尔巴乔夫发现，在现存制度不作改变的情况下，社会大众很难在党控制的报刊杂志电视台上的发声。更重要的是在党内（无论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地方党委），戈尔巴乔夫打破组织常规的举动往往被视为“任性”、“新奇”而不被接受。党机关的官僚们希望用时间来消磨掉新任总书记的改革“好奇心”。于是，戈尔巴乔夫倡言的改革就变成了上面轰轰烈烈，下面昏昏沉沉的奇异景象。官僚们在制度性服从的规定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出口头支持；社会大众在无法发声的情况下，只能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旁观者。
如何才能使改革成为人民的事业呢？戈尔巴乔夫想到了“公开性”和“民主化”。在他看来，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来调动和吸纳民众的支持力量，那么就要用“公开性”和“民主化”来为民众打开一个体制缺口，开辟一条支持改革的快速通道。戈尔巴乔夫明确要求意识形态部门不得干涉社会大众反映和批评现实的文章。在他看来，这是克服社会冷漠心理的必然举措，要用容忍的心态去看待批评。然而，在苏联长期高压统治的情况下，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方式来刺激社会，很容易激起社会长期潜伏的不满和怨恨，在缺乏必要的制衡设计和规范导流时，极容易使社会陷入撕裂状态，进而在政治运动兴起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