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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陈裕咸生前在科富良种场检查稻谷。受访者供图
种子“悬案”
陈裕咸的家属称，促使陈裕咸进京上访的，是一起尘封十余年的“伪劣种子案”。
陈裕咸长子陈维树介绍，其父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江西农业大学)上犹分校农科专业毕业生。1976年毕业后，陈裕咸经选拔至海南一家水稻种植场担任技术员，上世纪80年代初回乡在村集体担任水稻种植技术员。
1998年，在国家三农政策背景下，上犹县司法局在扶贫工作中与上犹县丁坑村结成对子，在与陈裕咸达成共识后，县司法局向县政府申请成立“科富良种场”。当年12月21日，上犹县政府以红头文件形式批准了这一申请。
陈维树介绍，良种场初期试验田数量不足，其父便将种子卖给种植户。2005年，良种场出售给农户的一批种子，导致部分农户减产。2006年9月15日，上犹县工商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减产种植户田间种植纯度进行实地调查，并出具调查意见。
调查意见认为，科富良种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没有资格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良种场出售给种植户的种子未经国家或江西省审定，品种特征特性不清楚，不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2006年9月25日，上犹县公安局向陈裕咸送达传唤通知书，不久将其刑拘。陈裕咸家属出示的一份律师授权委托书显示，陈裕咸涉嫌的罪名为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陈维树回忆，缴纳1万元取保候审保证金后，陈裕咸被取保候审。此事对陈裕咸打击极大。事后，科富良种场被迫停办。陈维树回忆，陈裕咸认为此事让其在“农民老表面前抬不起头来”。此外，上犹县工商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亦不能说服陈裕咸，他认为该调查报告无落款、无盖章，所请专家的权威性亦存疑。
1年取保期过后，案件再没有下文。陈维树表示，恰恰是由于案件迟迟没有结论，导致其父对此案处理不满，为其进京上访埋下了动因。
早有准备的上访
自2007年取保期满后，陈裕咸开始频繁向上犹各级部门询问案件处理结果，逐步发展至上访。
陈维树回忆，由于其父持续不断追问此案，引发家人担忧，家属一直规劝陈裕咸放弃上访。
2007年，陈裕咸至南昌随次子陈维彬生活，至2015年又随长子陈维树在武汉生活。期间，在家属的苦劝下，陈裕咸似乎放松对案件的追问，安心享受天伦之乐。但据陈维树事后了解，其父在这段时间仍偷偷写材料向相关部门反映。
2016年下半年，陈裕咸回乡居住，由于在当地反复反映无果，陈裕咸萌生进京上访的念头，并开始向周围有进京上访经验的人请教。上犹县张美冠、张声华父子有26年上访经历，据张声华回忆，事发前夕，陈裕咸曾找他询问进京上访经验，并邀其一同上访。
陈裕咸并非对上访的险恶没有预期。陈维树事后了解到，父亲死后遗留的随身物品包括一顶摩托车头盔，可能是其为抵御殴打所备。
从2017年6月1日开始，陈裕咸瞒着家人，将进京上访行动付诸实施。
陈维树回忆，6月1日中午，其妻电话询问父亲是否回家吃午饭，电话中陈裕咸告知，自己已到赣州，但并未多说此行目的。由于赣州距离上犹只有一小时车程，家属猜测陈裕咸可能去会友或走亲戚，并未引起警惕。6月2日中午，家属再次致电，发现陈裕咸已到南昌。直至6月3日，陈裕咸告知已到北京，居住在一远房亲戚家。此时，家属才恍然大悟，但事已至此，家属只得相互宽慰，“就让他去一次北京，回来后总该彻底死心了。”
但家人未能等到陈裕咸回来。6月4日晚开始，陈裕咸失联，家属多方寻找无果后在上犹本地两次报警。
刘晓龙透露，自6月4日晚医院报警后，北京警方对该案高度重视，由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动用警力上百人，迅速侦破了此案，12名主要嫌疑人多数于6月中下旬落网。由于陈裕咸在上车前私人物品已被收走，在医院被发现时，身上衣物亦被截访团伙在抢救间歇收走，随后于多地丢弃。直至嫌疑人相继落网，警方才确定陈裕咸身份。
6月21日，陈维树妻子接到北京大兴警方电话，告知发现一具遗体疑似陈裕咸，请家属速到北京辨认。6月25日，家属见到遗体，但遗体遍体鳞伤，已很难辨认。至6月30日，家属收到DNA鉴定报告，确认死者即为陈裕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