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论证”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何新、诸玄识、杜建刚等人是如何论证这些观点的。
何新的《希腊伪史考》是他博客文章的结集,并无任何体系,只是一篇篇短小的博文,如 《西方伪造古希腊史的目的与方法》《古希腊语言与文字的东方来源》《所谓“古希腊哲学”是一个虚构》《希腊作为独立国家是近代共济会建立的》等等。
在书中,何新称《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著作”、拜占庭帝国等,都是“意大利共济会银行家和学者”虚构的。他们虚构希腊文明的目的:
“一方面用假古董可以赚钱,另一方面文化上是要为西方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制造一个冒认的假祖宗。”
于是,并不精通的希腊文的薄伽丘,将《荷马史诗》手抄本“编译”为拉丁文本。
按照何新的理解,由于《荷马史诗》希腊原本失传:
“后人根本很难知道这部荷马史诗的内容中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属于古希腊可信历史的内容……但是,近代西方和当今中国讲述希腊历史的著作,竟然都以这样一部完全不可信的杜撰作品为信史编写出来,然后让信众们顶礼膜拜。”
图:《希腊伪史考》部分目录
以上推断看上去颇合逻辑,事实上全属臆断。北京大学的高晓枫即撰文指出,现存《荷马史诗》残篇极多,它们被写在古埃及从2世纪至7世纪的“纸草”上。比如大英博物馆编号126的《荷马史诗》写本,内容包括《伊利亚特》第二、三卷,加起来有1000多行。
要想知道现在各种《荷马史诗》译本是否准确,只要和以上所说残篇对照,立刻就能得到答案。何新指控薄伽丘“伪造”《荷马史诗》,是完全无法成立的。至于《荷马史诗》所记的英雄故事,更是从未有学者将之视为“信史”。
董并生、诸玄识等人的几部书,也不比《希腊伪史考》更高明。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全书共九章,前面两章是在何新所论基础上,更加详细地论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荷马史诗》,乃至古代希腊的两部名著《历史》和《伯罗奔尼亚战争史》,全部为后人“伪造”。其后各章,董并生把西方人假造古希腊、古罗马史的“过程”全盘呈现给了读者。最后一篇结语是《严格来说,西方并无“文化”》。
图:《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在豆瓣只有2.4分
本书共有500多页,这里不可能将其中的荒谬内容逐一列出,只能以董并生对古罗马史的怀疑为例,略谈一下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本书中,董并生写道:
“仔细考察所谓罗马帝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所谓罗马帝国,也不存在所谓的罗马皇帝。拉丁文‘罗马皇帝’(im-perator)一词,实际上意指将军。罗马皇帝所管辖的范围不出罗马城邦。历史上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所谓的古罗马只有故事没有历史。”
由于留存下来的古罗马早期史料很少,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的著作早已有之,董并生大量征引的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即是其中之一。但是随着地中海地区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对古罗马史的怀疑已越来越少。
著名世界史学者廖学盛1995年在《历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即指出:
“一度盛行的对古代作家关于古希腊罗马早期历史的记述持过分怀疑,乃至全盘否定态度的学术氛围,近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意大利及其周边所作的广泛考古学研究,使人们对过去长期视为传说的罗马王政时代早期的历史,产生了新的认识。”
图:2017年,考古学家在突尼斯发现被淹没的古罗马城市尼波利斯
即便是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成书于1948年),在“早期罗马历史的可靠性”一节的最后,也同样说:
“现代的学术界承认,对文献传统本身的批判和主要的,即史料的综合利用使我们能够确定罗马远古历史的一般进程,虽然并不是细节。”
显然,对古罗马史真实性的怀疑并不新鲜,董并生不过拾人牙慧,故做惊人之语而已。他无视相关考古发现,固守旧说,极大地误导了读者。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尤为大胆,称西方文明是“欧洲神职学者”按照中国文明虚构而来。全书分为5编,共18章,从西方虚构历史的“证据”说起,继而“论证”西方科学与民主都是由中国传入,最后以“文明分合几百年九九归一”作结。
在诸玄识看来,西方科学是在中国文明影响下产生的:
“中华文明的物质与思想的成果,不仅奠基近代科学与文明,而且启迪了现代与后现代。”
之所以中国没有诞生现代科学,则是因为中国古人“担忧人类自毁”:
“他们如此保守和迂腐,与其说是杞人忧天,不如说是悲大悯人;与其说是出天悯人,不如说是唯恐天诛地灭;一句话,在打破世界与自然之和谐方面,传统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
图:诸玄识所认为的现代科学发展路径
诸玄识认为,西方民主思想亦是由中国传入。他在书中说:
“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成为‘民主、理性、平等、人权和无神论’等观念的故乡。”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主导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向,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
中国的政治文明,随后在西方发生“倒退”。诸玄识说:
“在法国,一方面,孟子思想和民本主义,被偏激化地用于血腥的暴力革命——反宗教、反暴政(18世纪末法国革命,对特权家族进行肉体消灭);另一方面,忽略其保障民生的部分(为民制产、予人恒产,即社会保障)。法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概言之,欧美文明及政治是中华母体的派生与退化。”
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征引了大量中、英文参考资料,看上去较其他同类著作严谨、可信,事实上董并生只是将伏尔泰、莱布尼茨、海德格尔等人称赞中国的只言片语汇集在一起,并大谈“四大发明”、科举制度、中国哲学等在西方的影响,无不属于陈词滥调。
按照现有研究,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对西方启蒙运动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更不能成为西方文明来自中国的证据。伏尔泰称赞中国文化,也不过是想借之表达个人观点。
另外,诸玄识刻意回避了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批评。如孟德斯鸠严厉抨击中国的专制主义:
“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从而变得更加凶暴。”
在孟德斯鸠那里,中国显然不是法国应该学习的对象。
有《希腊伪史考》《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这样的“珠玉在前”,杜钢建的这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也就没什么可让我们惊讶的了。
图:《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部分目录
杜钢建最大的“理论创新”,是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从中国走出去的。比如“古希腊的希克索斯人是夏朝塞种人的一个部落集团,祖先是黄帝裔子少昊金天氏”,古罗马的“鲁佩齐人、法比人和昆克体人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羌戎部落”,“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构成德意志民族的主要来源”等等。
这些说法完全同现代考古及研究相悖,可以说是荒诞不经,不值一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