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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都快没了,还过什么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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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008年再往前推十年,《南方周末》《成都商报》的一线记者们,就能拿到万元月薪。

1998年北京房价不过三千一平。

新千年左右,可能是传统纸媒和记者们最为辉煌的年代。一篇孙志刚深度报道,就能推动国家废除延续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南方周末》一则新年贺词,就能吸引广大热血青年纷纷南下投身南方系阵营。

 

当记者,做新闻,兼顾了月亮和六便士,是彼时的热门职业之一。于是2000年的11月8日,当代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应运而生。

新千年前后的记者们处于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月薪万元不过挣扎着迈过温饱线,而北京房价一路攀到了六万。

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南方周末》《成都商报》被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杀得片甲不留。打开腾讯新闻和今日头条,清一色的领导活动和明星八卦,连上副刊的水准都够不着。

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深度报道完全失去了市场。超过两千字,读者们便嚷嚷太长不看了。大家激辩的话题,不再是收容制度是否合理,PX项目是否有害,转而为男人是不是该给女朋友买口红,结婚是不是该先给彩礼这样的话题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了,深度报道难产,也不能只怪读者们的。

毕竟,很少有人能像江艺平,这位《南方周末》曾经的主编一样,顶住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让手下的记者们爆发出了极大的才华与力量。《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谁是地下“组织部长”的后台》,这些光是标题看着都够“触目惊心”的文章,全是江艺平任时《南方周末》的产品。

 

如今的主编,文字水平或许不行,自我审查和自我阉割却是一等一的好手。

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那些资历深厚,曾高山仰止的资深记者、编辑、媒体人们,纷纷转行去做了商人、创投或自媒体。在一次次的成功或失败中原形毕露。

他们多半想不到,短短十几年后,记者脱掉了光鲜华丽的外套,成了低收入、高强度的文字搬运工。虽人不在新闻业,身边却不乏从业的朋友们。严肃点儿的,开大会,跑领导活动,照搬上头发来的通稿例文;通俗点儿,蹲明星,上娱乐现场,洗稿点击率高的同业新闻,日复一日,千篇一律。拿着多年不动的工资,对飞涨的物价发出无力的叹息。

很少听过有理想有本领的年轻人,想去做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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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里说了一段话,颇有道理:“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庸俗,有一点显得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无法忘记他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人,是新闻人中的儒家……对于这些人来说,新闻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

这不仅是说《南方周末》。当年应运而生的记者节,是为这样的记者们而设的。这样的记者不仅仅活在一两家媒体之中,在某个并不算太久远的历史时刻,我们还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记者。

如今参与社会谈不上,新闻的作用就剩下谋生罢了。当然对下海创业的新闻媒体人们来说,还有他们发家致富的希望。

记者都快没有了,还过什么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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