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现在是受宠若“惊”

原创： 荣大一姐 叁里河 原文

2011年温州跑路潮的尾声，是以一个眼镜厂的老板回国结束的。

这年10月10日，“失联”20天的信泰眼镜厂老板胡福林从美国返回温州。当他走下飞机的时候，接他的不是之前逼上门的债主，而是温州市政府的专车。家都没来得及回，胡福林就被专车直接送到了市政府。

当天晚上，在市政府的安排下，《温州日报》和温州电视台对胡福林进行了专题采访。第二天的《温州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信心有了，离恐慌就远了”，下面一行小注：出走20天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昨天回温。

在此之前，这场温州“跑路潮”已经上演近半年。自4月开始，温州发生了80多起老板跑路事件，进入9月，情况加剧，一个月内跑路事件激增到25起。作为温州眼镜企业龙头的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在9月下旬的意外失联，成为加剧这波“跑路潮”恐慌的催化剂。短短几十天之内，胡福林的角色从恐慌标志，变为信心标志，这场反转剧的关键变化出现在胡福林回国的一周之前。

一周前的10月4日，当时的温总理带着财政部长谢旭人、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大批财政高官，专程到温州调研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重点了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就是在这次调研中，国务院明确了要重点支持小微企业的态度，要求金融机构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督促各类银行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

胡福林和温州的危机就这样快速解决了。短线去看，胡福林和温州的危机，是前一年货币紧缩的结果。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轮番动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大型金融机构准备金率达到了空前的21.5％，货币增速急剧放缓，到2011年8月，M1已经从前一年的39%下降到11%。

紧缩政策虽然缓解了前一年伴随着大蒜、绿豆、白糖在内的各种商品炒作的通胀危机，也带来了温州跑路潮这种恐慌危机。但往更长的周期看，胡福林和温州的危机，十四行早在2008年就埋下了。借助金融危机下的积极刺激政策，胡福林从2008年开始，先后投资6亿元组建了4家光伏企业，同时引进私募投资，兴致勃勃的准备在香港上市。

这些急速扩张的基础大部分都建立在当时积极的信贷环境上，紧缩一来，这些由各类金融机构搭建的宏伟梦想迅速崩塌。可以说，胡福林和温州的危机，其实并不意外。

然而，2011年，危机解除的同时，也是中国再一次“积极政策”的开始。从2011年年底到2012年，央行降息2次，降准3次，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下调了0.5和1.5个百分点。“宽松积极”带动新的信贷膨胀，信托贷款增速从2012年初的18%上升到13年中期的100%以上，并带动社融总量增速反弹。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新一轮的放水推高了新一轮的企业和政府债务水平，基建投资在两年内疾速飙升，整体债务率越来越高，11年是166%，到2014年末已经是204%。而这样的循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也并不是最后一次出现。

08年4万亿刺激政策的提出背景，有很大部分就是珠三角外贸企业的倒闭潮；16年给居民加杠杆的“宽松”，也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出现的。毫无疑问，民营企业是对经济变化感知最敏感的市场主体，下行压力也总是首先传达到民营经济，所以每次“救助”政策都是以缓解中小企业困境开始。

但从结果看，却几乎没有一次能做到“精准滴灌”，钱总是流向新的投机领域，带来新的危机。

最近经济压力下行，从国务院到央行，从权威人士发话到开民企座谈会，从一行三会到公检法，全国上下再次掀起了支持民营企业的热潮。但这次跟之前不同，政府、企业和居民已经全部满杠杆，如果做不到精准滴灌，那些投机的钱能去哪里？

从央行的调查数据看，今年一二三季度，实体经济的贷款总需求是在逐步下降的，已经反映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疲软，无处可投的趋势。关于这一点，刘煜辉说的对：“民营企业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钱的问题。诸多利润丰厚的领域，民企根本没有资格分羹，拿着钱能怎么做？”

连民营企业中的优秀代表，曹德旺刚刚也接受了采访，说

“目前政府的做法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办法。短期可以，长期作用有限。 这种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政府还很豪爽，会驰援一下，但不是长久之计，公平的做法是，谁做的事情谁承担责任。市场有进有退，有赢有亏，赚了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不该政府来兜底。”

曹德旺接下来建议，给中小企业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