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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与金庸,两个自媒体人的下半场

07

 

但真正让金庸赚到流量的,是另一次大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谋求造出原子弹。

1963年,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

“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明报》当时就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为《要裤子不要核子》。

文章不但观点与陈毅针锋相对,而且用语尖锐,毫不客气。

其中写道: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

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

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

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

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

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当时明报的评论,都是金庸主笔,这篇也是出自其手。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人的命令、部署下,香港五大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迅即展开了对《明报》的批判。

一时间,“汉奸”“走狗”“卖国贼”“造谣生事”“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时,震惊海外,胡乔木写下五首《菩萨蛮》,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其中一首写道:

“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毕竟能盗火。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风吹天下水,清浊分千里。亿众气凌云,有人愁断魂。”

 

金庸显然是愁断魂的行列。

这场论战从1963年10月延烧到1964年底。

双方杀得天昏地暗,风云变色,高潮时,《明报》曾拿出一整天的版面进行论战。

 

看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都知道,萧峰在聚贤庄和天下英雄喝酒,大战曾经的亲朋故旧。

写这段时,正是金庸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论战最激烈之时。

金庸出自《大公报》,与他对骂的都是曾经的同事,当时的香港,虽然号称中立,但是左派的势力早就渗透,甚至准备暗杀金庸。

 

但一切都在1964年底戛然而止。

 

1964年底,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香港报纸的负责人在北京讨论香港报纸工作方针和部署。

廖承志请与会者吃狗肉,请来了陈毅,席间谈到了《明报》,当时原子弹爆炸成功,意气风发,陈毅大手一挥,

“我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

一语定调,至此既要核子也要裤子,香港的左派报纸偃旗息鼓,停止对明报攻击。

《明报》的查先生何其幸运,毫发无损,这场论战让他的《明报》彻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报!

同一年,意气风发的陈外长,还见了一个12岁的少年,他叫聂卫平。

陈外长说,核子弹相当于围棋九段,核子弹有了,围棋九段还没有,要搞出围棋九段,要从娃娃抓起。

 

08

 

查先生最初的理想也不是做一个报人,他当年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

 

为了成为外交官,金庸中学毕业后,选择的是西南联大外文系。

西南联大当时汇聚了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为中国培养出来很多杰出的人才。

 

金庸当时已经被录取了,但却因为日寇入侵,身为“江南有数人家”的海宁查家家道中落,没钱去昆明读书。

他只能选择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

这所学校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切费用全免,金庸得以完成学业。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公费资助的代价是没有自由。

与西南联大充满自由空气不同,中央政治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见到教官要立刻立正敬礼,敬礼之时要用脚用力蹬地,挺胸抬头。

这样的环境里,金庸在第一学年是学校第一名,但第二学年却出了意外,政治学校作风保守。

有些学生对国民党十分忠诚,他们把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还纠集起来,把开明学生拉到台上打一顿。

金庸当时是一个不参与派系的学生,思想也比较新潮自由,他当时还经常阅读《新华日报》,对上面乔冠华的文章非常欣赏。

金庸自然对这种行为十分看不过眼,于是去向训导主任投诉,结果反而被勒令退学,只上了一年多就失学了。

直到1946年,才得以转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

但有这样的黑历史,金庸是无论如何无法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他只能搁置自己的梦想,进入报界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金庸到了北京,想要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是第二年到了北京以后,外交部的首长很诚恳地跟我谈了话,说以我这样的身份和性格,是不适合在外交部发展的。”

这位“外交部的首长”,其实就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

乔对他说,外交事业十分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但是新中国对外交人才的首要条件是根正苗红,能够通过政治考验。

金庸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阶级,更要命的是,他还在国民党的干部学校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

 

李敖和金庸学的都是法律,又都热爱历史,但他们的理想都不是做学者。

他们的理想都住着一个旧式文人,他们要做的,是士大夫,是可以出将入相的栋梁。

 

但李敖困守台湾,终于不能施展抱负,金庸也做不成外交官,终于做了一堆报人,与今天的自媒体做了同行。

 

不过金庸要幸运得多,他有一个伟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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