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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频繁核酸检测，早已感到不耐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为此公开撰文，直指各地政府不能为规避责任、谋求速效就无限度、高频次全员核酸检测，迅速成为热议文章。
赵宏这篇以“法治的细节─关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法律问题”为题的文章，5日傍晚在澎湃新闻发表，今天迅速成为其单日热搜排行榜第一名。
由于这篇文章对部分地区动辄实施高密度核酸检测公开质疑，却能在媒体公开发表。加上中国国家卫健委5日针对各地防疫乱加码而宣布的“九不准”措施，受到高度关注，也登上澎湃新闻单日热搜第3名，引发中国民间对未来防疫政策变动的联想。
赵宏这篇文章，首先以吉林省四平市日前引发强烈争议的“两次以上不做核酸检测行政拘留10天，并罚款人民币500元”为切入点，直指这种做法在国内并非孤例。
他指出，传染病的爆发流行，仅属于相关法律中所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时各地进入的也只是“应急状态”而非“紧急状态”，这两个概念要严格区分。
赵宏直指，“紧急状态”是非常法律状态中的极端事例，会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和个人权利产生极大影响，只有不得已才会采取。这也说明地方政府“无权擅自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再依此法理推断，“不测核酸就拘留”根本无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相关规定。
赵宏直指，常态化核酸检测带来的法律风险不少。首先是政府为此耗费的巨额经济和人力成本。全员核酸消耗的经济成本肉眼可见，但各级政府如何支付这笔开支却鲜少有明确说明。
其次，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利益驱使所导致的核酸检测造假事件频发，这同样跟信息不透明、监管不力有关。最后，常态化核酸检测对普通人造成沉重负累，而政府为推行也须付出高昂执法成本。
赵宏强调，上述问题都引发大家思考，如何科学确定检测频次和筛查范围，而不致使核酸检测由常态化，滑向“资源浪费、收效甚微的过度化”。
他并引用国家卫健委5月20日关于核酸检测的回应说，“常态化核酸检测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需要决定的，并非要求所有城市均建立15分钟核酸采样圈，主要是集中在输入风险较高的省会城市和人口千万级城市；也并非要求所有人群均48小时检测一次，具体检测频次由当地根据疫情发生发展情况和防控需要，因时因势确定”。
赵宏强调，由此来看，如何确定核酸检测的频次和筛查范围，各地政府需根据当地的疫情趋势进行综合研判后进行妥适权衡，不能为规避防疫责任、谋求“短平快”的效果，就无限度、高频次地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尤其是不能不假思索，就将核酸检测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与法律责任互相捆绑。
他直指，任何公共政策的确定和选择，背后都关涉个人权利和社会成本，这也要求政府在决策时应谨守“科学、理性和审慎”的态度，由此才不至于使某些“僵化过度的政策选择”，最终造成“不可控的负面效果”。
赵宏最后说，在疫情防控中，政府总是倡导民众“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不出城”。其实在目标设定和手段选择之间理性权衡，不用过度手段去追求行政目的，也“同样适用于政府的决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