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以1995年为界限,95年之前的援助总结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计经济成本”。
最早的援助对象主要是越南和朝鲜。1950年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共政权的国家后,胡志明就亲自到北京请求支援,第二年越南又直白的提出:“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
商务部网站上提供的数据是:50年到54年之间,新中国一共给越南提供了价值1.76亿元的物资援助, 55年到58年之间,对越经济援助达11亿元人民币。这还没算在中越贸易中中方特意给予的各种“适当照顾”。而整个50年代,中国人均实际GDP都没超过200元,大部分地区人均年收入不超过100元。
对朝鲜的援助更加慷慨。毛泽东曾说,抗美援朝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商务部统计,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的各种物资,总值大概有人民币7.3亿元。
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馆上送的报告中经常出现: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等文件,这种情况在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愈演愈烈。
1960年,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
古巴的切·格瓦拉访华时,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赞比亚总统访华时提出让中国援建投资近20亿元的坦赞铁路,毛泽东在现场拍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铁路动工后,中国派去5万多名专家技术人员,其中60多名工程人员献出了生命。
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向全国外事会议提交的报告显示,从50年起至60年6月,由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接近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中国的有求必应,甚至让一些受援国习惯了躺在中国身上过日子。
为维持跟欧洲阵营里少有的反苏派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给阿尔巴尼亚援助过粮食、工程、工业、技术,钱,建设物资,甚至还给外汇。因为给的多,阿尔巴尼亚对援助物资毫不珍惜,经常任意挥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在回忆录里写到: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阿尔巴尼亚跟中国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曾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即使这样,领导们仍经常为“援助”操心。
周恩来在一份指示中曾提到:“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并多次在研究越南局势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不管有多困难,对越南的援助要继续坚持。
66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也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他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
《瞭望东方周刊》在一篇文章里提到,76年之前我国一共向100多个国家提供过经济援助。其中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比例。甚至在饥荒严重的1960年,中国还给阿尔巴尼亚援助了5万吨粮食,给几内亚运去了1万吨大米,给刚果运去了几千吨小麦。
不计经济成本的援助在改革开放后刹了车,但真正出现方向性改变的是95年。这年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经贸大战略”,希望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从这个时期开始,对外援助更多以“贸易和投资”进行,除财政资金外,还增加了金融机构提供的具有援助性质的贴息贷款。
不过援助力度并没有减少,这几年还有增加趋势。15年联合国大会上,世界最大牌发言人宣布了多项援助计划,包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免除一些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等。
但中国对外援助花钱不少,却经常“不落好”。除了跟一些受援国反目,中国对外援助之前一直被垢病在“不附带政治条件”时对当地人权表现冷漠。美国一家智库曾发文,批评中国在对外援助时不关心减少贪污、不关心当地人权情况的改善以及改革情况。最新的批评中还增加了一项“加重了受援国债务问题”的指责。
而这些也许并不重要。
08年奥运前夕,因为中国对苏丹的援助不考虑人权而受到大量外界批评,斯皮尔伯格宣布放弃奥运会闭幕式艺术顾问一职,当时负责苏丹富尔达尔问题的特别代表表示“不可理解”。
过了10年,中国宣布未来3年将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