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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脊梁是怎样被文革敲断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无论多么黑暗的时代,多么残暴的统治者,都不曾真正让文化人驯服,更不能彻底打断他们的傲骨,摧毁他们的精神,让其沦为屈辱的底层贱民。然而,这一切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叫作文化大革的浩劫中做到了。

文化大革命究竟发明了怎样的利器,做到历来当政者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说来简单,是因为用了以下五个招数

招数一 让你有知变无知

知识是知识分子自立的资本,自傲的精神支柱,抵御暴力的自卫堡垒。历代统治者,为了驾驭知识分子,可以用尽各种手段,但又都不能不承认和崇敬他们的知识,因此也就无法断其命门,攻克这一顽固的堡垒。文革却另有绝招,那就是供剥夺文化人的知识入手,先让你有知变无知!

知识难道可以消灭的吗?当然不能。因为知识存在于文人的脑子里,精神中,除非肉体被消灭,谁也无法剝夺。文革当然明白这一点。其方法是让知识变成罪过,即把知识分成革命的和反动的,贴上反动标签的知识虽未归零,胜似归零,直接变负,越多越反动。建国以来,这种手段已屡试不爽,但文化大革命做得最彻底。

要了解此时中国文化人的狼狈相,只举作为中国当代顶级文人的郭沫若为例就足够了。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痛心疾首地检讨说: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现在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的东西比我们好。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可谓狗屁不如。’

郭沫若的这个否定自我同时也是否定所有文化人的检讨发言,经最高批示,4月28日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不久《人民日报》与全国各大报纸都全文转载,对全国知识分子起到了震慑和示范作用。作为中国文化最高殿堂的掌门人、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已经惶恐到承认自己的会部学问可以旧零,其它人更当如何?

郭沫若讲这番话,还是文革山雨欲来初起未起之际,随着文革的狂风暴雨席卷全国,几乎所有的中外古 今优秀文化都被列入批判打倒之列。大量珍贵书籍、文献、资料、教材被损坏、被焚烧,学校停课,高校停招,图书馆关门,出版社停业,—–,一时间,读书无用、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发展到后来的树立“白卷先生”的样板,考教授的闹剧,电影《决裂》中喊出的“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的口号,知识无用论彻底统治了全国。知识分子自立的资本变成罪证,自傲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自卫的堡垒不攻自破。文革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终于找到打断他们脊梁骨的封喉一剑!

招数二 让你可辱不可杀。

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人始终抱定这样一个信条:’士可杀不可辱”。他们真的不怕死吗?非也。但他们更怕受辱。死,是对肉体的剥夺,辱,却是对精神的摧残。如果要二选一,有风骨的文化人宁愿选择前者,因为他们把尊严看得高于生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多文化人又把坚持信仰看得高于生命,把“文死谏”的“死”当作一种使命,一种殉道,可以流芳百世。相反,忍辱偷生则是莫大的耻辱,将会遗臭万年。与之桴鼓相应的是,历代统治者也大都默认了这一原则,把它当作稳定统治的平衡术之一。他们可以对“士”施以高压,将其投入监狱,甚至砍掉脑袋,但“刑不上大夫”,不从人格人身上凌辱斯文。这无意中又成为文人保护自己脊梁的一道铠甲。

文化大革命正是看穿了这一点,反其道而行之。它对文人举起的不是屠刀,却是鞭子和污水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文人们的“外衣”剥得精光,对他们施以鞭笞,泼上脏水,变尽花样,尽情羞辱。戴高帽,挂黑牌,涂花脸,阴阳头,喷气式,跪石子,用尽了一切下作的手段,目的只有一个:让斯文扫地,颜面尽失,从精神上彻底摧垮文化人。

我们不想对那不堪回首的年代进行全面回顾,只撷取几个镜头,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国子监发生了丑陋的一幕。“红卫兵造反派”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内把他们艘罗出的大量戏装、道具堆成小山,纵火焚烧。同时把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艺术家荀慧生、马连良、袁世海、侯宝林等三十多人抓来,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美蒋特务”、“苏修间谍”之类的大黑牌,进行现场批斗。他们有的被剃成“阴阳头”,有的头上还被泼了墨汁。红卫兵强令他们跪在火堆旁,忍受烈火炙烤,用道具刀棒或铜头皮带抽打。刚从医院出来的六十七岁的老舍从上午到晚上,从文联到文庙,先后经受两轮长时间批斗,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折辱,因顶撞红卫兵,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晕死过去。当晚,不堪受辱的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尽。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 六·一八”事件。 40多名(有的回忆说是60多)教师、干部,其中包括著名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遭集体批斗。部分学生在 39楼设了“斗鬼台”,采取戴高帽、挂牌子、打骂、罚跪,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套在被斗人头上,甚至污辱女性等各种践踏人格的手段。很多人反对并谴责了这种野蛮做法,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则表态“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全国立刻闻风而动,掀起了批斗、侮辱、迫害教授学者等文化人的高潮。在后来的北大校园内,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过类似的折磨,如美学教授朱光潜、东语系教授季羡林、西语系教授吴兴华,等等。劫后余生的季羡林在后来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详细描述了这让人不堪回首的岁月。许多被批斗、被折磨的教授、教师们无法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

1966年8月5日 到8月7日,复旦大学野蛮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刮起后来人们所称的“斗鬼风”。在用乒乓球桌搭起的斗鬼台上,各系竞相拉出本系的“牛鬼蛇神”上台批斗。他们被逼跪在台地上,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他们被反架双臂,揪住头发,不断拳打脚踢,变着花样肆意折磨。数学系的苏步青教授被押上台,主持大会的一位女同学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骂。边把一瓶红墨水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将其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学狗爬,再带着纸做的牛头帽子游街。生物系在批斗谈家桢之后,用绳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长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来。而七十多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在斗鬼台上被学生用草绳捆住从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当场就跌死了。”在“斗鬼风”的高潮中,大字报栏上还贴出一张漫画《牛鬼蛇神群丑图》,把周予同、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等老教授都丑化了一通。

除了肉体上的挫磨,让文化人更难以忍受的还是精神折辱。1973年, 四人帮为配合对“白卷英雄”的宣传,策划了一场“考教授”的闹剧。沈阳医学院革委会和工宣队以开会为名,把学院基础部的38名教授、讲师召集到教室,拿出事先策划好的考题,釆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考试。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就把这些教师赶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逼迫他们承认张铁生是“反潮流英雄”。毛远新听到汇报后大为高兴,指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么!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考考教授又有什么不可以!”很快,在江青一伙的支持之下,这股“考教授”歪风就在从辽宁刮向全国。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毛远新“考教授”的做法,他还提议在北京把大学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在北京搞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考教授”。

1973年12月30日,江青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开会,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为了怕教授们预先知道,釆取了欺骗手法,以召开座谈会的名义把教授们骗到考场,突然拿出试题说要考试。理由是毛主席讲过:老师成天考学生,现在也要考考老师。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 “破师道尊严”。于是发下数学、物理、化学考题,强迫这些多年来从事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生物等不同专业的“臭老九”们当场答卷。这些考试的题目跟这些教授学的专业毫无关系,纯粹是为了要证明“高贵者最愚蠢”。结果北京市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200名教授、副教授交了白卷;及格者53名,占8.6%;不及格的是560名,占91.4%,总平均为20分,其中一个学校6个教授得了6分,人均只有1分。

上海不甘落后,也如法炮制“考教授”。1974年1月3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要求参照辽宁及北京的做法,也对大学正、副教授进行一次考试。考题以1973年高校招生测试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试题为主要内容。1月5日上午,市革委会文教组对上海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试题不顾教授专长,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

面对突然袭击考试,教授们备受屈辱,心怀激愤,他们中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抵制和反抗。有的拒绝作答,干脆交了白卷。有的当场在考卷上写下自己的反对意见,有的故作怪异的答案,或讽刺诗句,表达内心的愤懑。北师大历史系著名教授白寿彝被骗进“考场”后,在卷子上只写下名字,便拂袖而去。,结果被广播批判、通报全国。

对于突袭考倒教授的“成果”,江青一伙十分得意,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生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他们发表了一篇《考教授有感》,登在国务院科教组的刊物上,对教授们极尽嘲讽污蔑之能事。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姚文元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用“考教授”戏弄知识分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江青接着说:“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江青们甚至还专门拍了一部未来得及上映的电影《反击》,重点讲述了这个“考教授”,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果”。而文革后的一部“伤痕电影”《苦恼人的笑》,则让人们带着眼泪回顾了”考教授“的荒诞场面。试问,在这样亘古未有的羞辱之下,中国的文人还怎样能挺直自己的脊梁?

招数三 让你有口不能言

中国的文化人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却有两个武器足以让人敬畏。一是有笔如枪,一是有舌如剑。正所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只要你给他们发声发文的机会,文弱的书生就会变成头上长角的公牛,浑身带刺的刺猬,让任何对手都倍感头疼。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通过精准打击,让知识分子集体“哑火”。方法很简单:堵住他们的嘴,夺去他们的笔。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文革场面:批斗台上,一排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按住脑袋架起双臂弯腰撅腚,听红卫兵小将和工农兵造反派慷慨激昂地揭发批判其罪行,如果哪一个被批判者想做申辩,立刻招来一片雷鸣般的怒吼:“某某某必须老实认罪!”,“某某某拒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条!”“某某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话不让说,写就更不必提。其时的媒体报刊,大部分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封闭了,小部分成为文革的喉舌,昔日的专家学者文人,只有被点名批判的份儿,哪里还容得一字一句?再说了,他们恨不得把自己过去惹祸的文字全都付之一炬,哪里还敢留下新的文字证据?要说要写,只能像郭沫若那样自贬,自汚,自贱,检讨,认罪,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或丧失文人气节,违心地吹捧文革,许多人又不屑为也。

被封了口,夺了笔,文化人自然完全没有了抵抗之力,任人摆布。我们不能不想,这么简单有效的办法,历来的当政者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不去施行呢?远的不去说,以我们一直认为最专制最残暴的蒋介石政权为例。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患病在家休养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第四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1933 年4月14日, 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陈独秀却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宋美龄等显要都曾前来探望。陈独秀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独秀视为知音。别的我们不多说了。奇怪的是,蒋介石难道没有办法和力量严厉惩罚他,就让他法庭上豪言,监狱里著述,慷慨风流,桀骜激昂,肆意挑战统治者的权威,对比文革,何其愚蠢无能!

还有,当“救国七君子”在国民党法庭上慷慨激昂为自己辩护,弄得国民党法官狠狈不堪时,什么不把他们押到斗鬼台上,到高帽挂黑牌摆喷气式,再动员一批人(哪怕是地痞流氓)围着他们高呼口号?。鲁迅以笔为枪,对蒋介石口诛笔伐,向统治者公然宣战,虽文被删审人被通辑,仍能发文出书讲演,蒋介石为什么想不到对他的文字全面禁绝封杀?反过来想,如果鲁迅活到文革,会是怎样的结局?也许根本等不到文革。毛泽东曾说过,鲁迅活到现在,要么不再开口,要么是在监狱继续写作。很多电影小说中中共党员在监狱里,在法场上慷慨陈词,高呼口号,法场商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的场面更是让人们敬佩,同时也看到蒋介石的愚蠢无能,居然容忍他们当面骂娘,当众挑衅!如果他们聪明点,早点学到文革一招半式,何至于让文化人如此猖狂?也许,这就是他们在对付文人上不如共产党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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