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皇帝的“爷爷”和朝廷大员的西洋传教士

神父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

一般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时代对于外来文化以开放、宽容和接纳为特征，到了宋元时期也还过得去，至少还没有僵化没落。明清时代却不同，其统治者已经变得心胸狭窄、思想僵化、保守愚昧和闭关锁国，其士大夫阶层则穷经皓首、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目光短浅、拘泥于四书五经的科臼，而民间百姓则愚昧无知、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满足，真正的商业文明在中国只是刚刚有点萌芽而已。然而，如果仔细了解相当丰富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史料之后，就不能不把这些笼统的看法打上大大的问号了。事实上，虽然中国统治者自古讲究夷夏之防、相信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皇帝却心胸相当宽阔，不仅重用西洋传教士、向他们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知识，而且直接给他们发俸禄、任命他们做朝廷的命官。

中国皇帝以这样的心胸对待外人尤其是西洋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从晚明的万历、崇祯到前清的顺治、康熙，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封建帝王与西洋传教士的关系好到不拿洋人当外人的地步。即使传教士卷入中国政治、被他们的反对派迫害的时候，中国皇帝也是把他们当作中国人而不是外人来对待的。明清时代中国没有国籍法，否则可以相信这些西洋传教士个个都会加入中国籍，从法理上做真正的中国人。其实，这些传教士虽然在西方出生受教育，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却都在中国，把他们所知的西方科技、天文、地理、工程和文化知识贡献给了中国，死后也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对中国的进步贡献巨大。虽然传教士来华的使命是教化中国、传福音给中国人使中国归向耶稣救主，但是他们在促进中国科技进步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确功不可没。比如，中国今天通行的农历就是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研究制定的，《西洋新法历书》直到今天还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由于他们的贡献，中国到十七世纪结束时在科技水平上并不比西方落后多少。

这一良好局面，与利玛窦开创的路线和方法有很大关系。利玛窦去世以后，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很好地继承了他所确立的传教路线和方法。像利玛窦一样，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学习中国语言和经典，尊重中国风俗习惯，结交中国朋友，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人传授他们所知的西方科技、工程、文化、哲学、宗教、地理和历法等等方面的知识，并以他们的科技专长直接为朝廷的科技和军事需要服务。传教士们甚至领取朝廷的俸禄，在中国政府里担任重要官职！当然，这些西洋传教士本是为向中国传教而来的。他们借着可以自由出入皇宫禁地的机会，不仅为皇帝当差做事，也借机为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发展争取机会。到南怀仁于1688年去世时，天主教已可在中国自由传教。由于传教士们与中国统治者关系良好，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传教活动就得到了各级官府的信任和接纳，甚至在金钱和土地划拨上都多有帮助。从明末到礼仪之争的这段时期里，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教徒人数很快就达到数十万人之多。

走利玛窦路线的耶稣会传教士代表人物，是来自于德国的汤若望和来自于比利时的南怀仁。

汤若望（1592 – 1666年）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今德国）的科隆，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神父兼学者。在罗马读书受训练期间，他就接触了许多海外耶稣会传教士写回来的报告和信函，对他们在东方的事业十分感兴趣。他尤其钦佩利玛窦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以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所谓“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他以利玛窦为榜样，不仅努力以圣经和天主教神学知识装备自己，而且积极学习天文、地理和化学等科学知识，以期将来用这些知识服务于中国政府，从而获得传教方面的许可乃至帮助。汤若望一生可圈可点的有这几点：

1. 为朝廷观测天文、修订历法。汤若望于1619年来到澳门，同行的还有邓玉函、罗雅谷等二十多名耶稣会传教士。在澳门，他们努力学习中国语言，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传教士们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钻研中国经典和历史。1623年，汤若望来到北京。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请朝廷官员来参观他带来的科学仪器，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后来，他多次成功地预测了月食。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1627年，汤若望到西安接替金尼阁做传教工作，他不仅建立了一座教堂，还研究中国地理，尤其是通往西方的路线。1630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汤若望回京供职于钦天监，修订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经过十年艰苦努力，他与徐光启、李天经等人合作编成了《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

1644年，明亡清兴。京城百姓大逃亡的时候，汤若望没有逃，而是仗剑持守在教堂门口，保护已经刻板、尚未付印的卷帙浩繁的历书和他精心收集制造的天文仪器。他给摄政王多尔衮写信说，奉前朝皇帝之命所修历书和所收藏的仪器书籍可用于新朝。信中说：“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东来。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多尔衮很有远见，认识到汤若望的价值，于是命令清兵保护，不许骚扰。时局稳定之后，他向新统治者进献了新历和他制做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后来，汤若望因精确测得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的日食，遂被任命为朝廷钦天监监正（相当于皇家天文台台长），继续修正历法。当时，在朝廷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即《崇祯历书》的删节版）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后来，汤若望还担任了顺治皇帝的老师，教他西方数学和物理知识。顺治七年，汤若望扩建了利玛窦奠基的教堂（南堂）。

2. 奉命为朝廷建造国防利器。在明朝末年，汤若望为朝廷效力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为朝廷造炮，以抵抗努尔哈赤清军的入侵。他奉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整理出版了有关造炮技术和矿冶技术的书籍，对中国火炮技术的提高贡献巨大。汤若望为明朝造炮20门，虽然没有挽回明朝注定失败的命运，但却给天主教的发展赢得了契机。

3. 在紫禁城向宫女太监们传教。明末时期，汤若望等人利用在宫中行走的机会传播天主教，成绩斐然，有多达数十上百的宫女太监受洗入教，其中包括著名的太监庞天寿。汤若望常入宫中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权倾一时的太监庞天寿听从汤若望所传福音，于崇祯二年（1629年）与其弟和老母亲一同受洗入教，稍后又有太监10人领洗入教。到崇祯末年，皇室信教者多达154人，其中包括许多皇亲国戚和诰命夫人。紫禁城甚至设立了专门的天主教聚会所！也许，汤若望最大的梦想是给中国皇帝施洗使之皈依耶稣基督！崇祯皇帝本人显然也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据萧若瑟《圣教史略》记载，“皇上因左右不乏信教之人，已习闻其说，阅若望奏本，颇爲心动……当军饷告急时，皇上命将宫中之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军饷。远近哄传皇帝要奉天主教了。” 崇祯皇帝为汤若望的教堂亲赐“钦褒天学”四字匾额，显示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4. 作皇帝的“爷爷”、朝廷一品大员。汤若望明明是个洋人，与顺治皇帝的关系好得简直是如胶似漆。汤若望被顺治皇帝尊称为“爷爷”，他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皇宫禁地，见了皇帝也不用跪拜。而且，顺治多次封汤若望官职，使他成为大清的一品大员。据说顺治经常和汤若望促膝谈心，一年拜访他24次之多！他与皇帝和皇太后关系十分亲密。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儿得了一种难治的病，被汤若望治好了，因而十分感激。那时，孝庄皇太后尊他为“义父“，而顺治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为了表示对汤若望的好感，1651年9月，顺治一天之内加封汤若望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头衔，从原来的正四品晋升为三品。好笑的是，顺治同时还依朝廷惯例加封了汤若望远在欧洲的亲人，给以俸禄，并还将诰命封书邮寄到汤若望的家乡！其后汤若望又被多次加封，1658年（顺治十五年）封正一品“光禄大夫”，1661年按清廷惯例加封其祖三代为正一品。

5. 作为朝廷命官参政议政。在清朝顺治时期，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他对顺治皇帝有巨大的影响力，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亲政十年，对于汤若望的建议多所采纳。皇上的许多重要政治决策都咨询汤若望，连战争和确定皇位继承人这样的大事也要他拿主意。汤若望以其德高望重，在关键时刻几次劝谏顺治帝。顺治九年，达赖喇嘛率领3000喇嘛和大批蒙古护卫来京，本欲劝化顺治为弟子。由于汤若望的劝告，顺治没有皈依，而只是派了一位大臣敷衍。1659年5月，郑成功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率领十几万水陆大军进攻沿海地区，一时间兵临南京城下。顺治皇帝被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吓得惊恐万状，一会儿要逃亡关外回到始祖故地，一会儿又要御驾亲征、置朝廷和京畿百姓于不顾。大臣们纷纷跪下劝阻，顺治根本不听，亲自用宝剑劈断御座，宣称谁敢阻止他他就劈死谁。朝廷没有办法，只好请来德高望重的汤若望出面劝告。汤若望冒死上奏，说他以多年老臣的忠诚之心恳请皇上罢亲征之议，不要使国家万劫不覆。由于汤若望的忠心和倾情劝告，顺治才稳定了下来，不再盲动。1661年，顺治得了天花，生命奄奄一息。临终时议立皇嗣，顺治征求了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说，得过天花而痊愈的人就会有免疫力，再也不会得了，所以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承皇位。顺治听从了汤若望的意见，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6. 康熙皇帝和孝庄皇太后亲临的葬礼。顺治死后，康熙年幼尚未亲政，辅政大臣鳌拜专权，勾结杨光先一党迫害汤若望、南怀仁等钦天监官员，说他们“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后来由于地震和孝庄皇太后的干预，汤若望得免一死。1666年，汤若望去世。三年以后（1669年），康熙亲政，为汤若望平反。康熙皇帝决定厚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并御赐祭文一篇，镌刻在汤若望墓碑的背面。在此铭文中，康熙对汤若望的评价是 “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汤若望下葬的时候，康熙皇帝和圣祖太皇太后携朝中文武百官亲临，礼节极为隆重！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大臣享受这么高的待遇！

同样走利玛窦路线、与汤若望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这就是南怀仁（1623-1688）。南怀仁生于今比利时，1659年奉派到中国传教。从1660年起，他和汤若望一道在钦天监负责观测天文、修改历法。康熙三年（1664年），鳌拜和杨光先等人迫害汤若望、南怀仁以及其他钦天监官员时，南怀仁由于比较年轻要戴更重的脚镣手铐。次年，汤若望等人被判凌迟处死时，京城忽发地震，天空又有彗星出現，朝野甚为恐慌。孝庄皇太后乘机干预，责备鳌拜迫害先帝宠幸的臣子，于是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被免罪释放。康熙亲政以后，南怀仁连续写下了三个折子，控告杨光先勾结鳌拜等权贵的迫害，请求为汤若望平反昭雪。他在奏折中说： “臣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兔死狐悲，情难容己，今权奸败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时。” 康熙决定平反汤若望冤案，并把被杨光先霸占的天主教南堂归还给了西洋传教士，允许原羁押在广州的25名传教士返回原传教区。至此，清初“历狱”最终得到了解决。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正是从清初“历狱”的彻底平反开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西文化交流迎来了最辉煌的康熙时代，而南怀仁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奠定。

关于南怀仁的事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他是康熙皇帝的老师、翻译和朋友。康熙不像他的不肖子孙雍正、乾隆那样闭关锁国乃至禁止任何西方东西传入。相反，康熙从小就对西方科技知识有浓厚兴趣。十四岁亲政以后，在皇宫里拜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张城、白晋等人为师，向他们学习天文学、地理与数学知识。南怀仁自康熙十年（1671）起担任康熙的老师，深得康熙赏识。他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给康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他还奉旨将课本译成满汉两种文字，由康熙作序出版，发行全国。作为皇帝的老师，南怀仁经常可以进见康熙，不仅讲授西洋科学知识，也讲授西方哲学和文化知识。当然，身为天主教传教士的南怀仁也会趁机向康熙传讲基督教知识和教义，力图引导这位异教徒皇帝接近上帝。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求知的愿望，以及对西方传教士采取的宽容态度，应该说都与南怀仁不无关系。

康熙为什么要这样努力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呢？他在晚年时对皇子们说的一段话可作说明：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辑成书，条分缕析。后之学此者，视此甚易，谁知朕当日苦心研究之难也！”

在翻译工作方面，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贡献巨大。他们不仅把许多重要的西洋科技书籍翻译为汉文，而且直接用他们精通中西语言的技能为中国皇帝服务。在中俄谈判尼布楚条约之初，南怀仁就担任过翻译。后来在尼布楚签约时，南怀仁已经去世。中国代表团不仅包括一品大臣索额图，还包括为中国服务的西洋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后者在谈判过程中为中国争取到了巨大的利益。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比较公平的条约，而西洋传教士对于条约的签订功不可没！

南怀仁与康熙的关系十分亲密，可以说深得皇帝的恩宠。南怀仁曾在书信中得意地炫耀说：“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书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在中国文化里，吃饭时给人夹菜是一种尊重的表示；而皇帝给臣子夹菜，则是极大的恩典了，后者往往要诚惶诚恐、磕头谢恩才可！这个细节说明康熙与南怀仁关系之不一般。南怀仁曾随康熙出巡到过东北地区，并把旅途经历写成了《鞑靼旅行记》一书，其中写道：“我在这次长途远征中，获得了向许多贵戚高官传布基督教义的机会，使他们明白我辈的使命和欧洲精神秩序的目的和性质。而且不仅限于贵戚和高官，皇帝为了消磨旅途的寂寞，向我询问关于天文、气象上的事和我们的航海情况，我回答时便趁机加进关于天主教教义和信仰的知识……人们目睹我骑着皇帝的一匹马，看见皇帝同我讨论我们的信仰，又听到了我像在大集会上讲演一样的讲话。”在随同康熙出巡时，南怀仁的所有费用都计入皇帝的费用之中，旅行中他可以骑康熙的马，可以和康熙坐一条船，而其他大臣则无此殊荣。康熙还常请南怀仁到他的帐篷去，吃饭时常把御餐分一部分给南怀仁。几位皇族亲王说，皇帝情绪不好时，只要见到南怀仁就会高兴。当然，南怀仁也会趁机利用这种亲密关系来传教，他写道：“在整个的旅程中，我一直骑着皇帝的马，常和皇帝讨论我们的信仰，在进行这种讨论时，我们像在讲坛上讲演一样地高谈阔论，这都是人们亲眼目睹的。每当皇帝经过一地时，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投向皇帝，因而也没有一个人看不见我的，因为我就站在皇帝身旁，昂首挺胸，十分显眼。”一些传教士在写回本国的书信中乐观地认为康熙皇帝已经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国人民皈依天主教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东方康士坦丁大帝”即将出现在“中央帝国”。

2. 他在康熙朝廷里担任重要官职。康熙曾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皇家天文历法机构）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后官至工部侍郎，授正二品。一个外国传教士，却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南怀仁不仅是康熙的老师，还兼做山川测量、历法修订等工作。“历狱”发生后，杨光先废汤若望新历法而复辟旧历法，但旧历在应用中屡屡出现错误。为此，康熙皇帝深感遗憾，于1669年命令释放了南怀仁和其他两位神父，并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实际主持钦天监的工作。此后数年里，南怀仁设计和监造了多种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等。这些观测仪器现在还摆放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供游人参观。康熙 “因其勤劳可嘉，著加太常寺卿职衔” 。南怀仁曾上书删掉旧历法来年的闰月，这样会引起年中例行仪式的变动，因此有人劝他撤回原议，但南怀仁坚持己见。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竟然站在了南怀仁一边，可见其对西方历法及南怀仁是持信任态度的。南怀仁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在钦天监掌管了大约18年 (1670-1688) 年历刻印、颁佈和发行等工作。这也保障了他本人在朝廷的地位，也保障了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3. 他直接为朝廷工程和国防需要效力。康熙十年（1671），朝廷因建造孝陵大石牌坊需用石柱、石坊等石头器具。有一块重约12万斤的石料要运过卢沟桥，这对当时的工匠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朝廷于是请南怀仁出面。南怀仁亲自考察研究，命人制成了足以拉动巨石的滑轮和绞盘，使用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用绞盘牵引绳索以带动滑轮，将巨石安全运过了卢沟桥。据说，当狩猎归来的康熙闻悉此事后龙颜大悦，当即把捕获的两只鹿一只御赏南怀仁，另一只赏给参加工程的其他官员。

南怀仁修历之外的另一件重要工作就是铸造大炮。康熙十二年（1673），为平息吴三桂的叛乱，康熙皇帝命南怀仁造炮。一年之内，南怀仁就造出大炮 350 门。有一次在卢沟桥试炮，康熙亲临现场观看。看到一发发炮弹准确命中目标，康熙高兴地脱下自己的貂皮大衣，披在南怀仁的身上，并加封他为工部右侍郎衔。据史料统计，南怀仁为康熙朝廷设计监造了多达 513 门大炮，这些大炮在平定三藩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早期铸造的火炮，都是按照南怀仁所授之法打造的。

4. 他为天主教争取到了自由传教的待遇。康熙亲政(1667)以后虽然平反了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的冤狱，但并没有立即容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当时天主教仍被看作“邪教”，属于禁止之列。康熙初年虽允许南怀仁等传教士“照常自行”，仍然实行了八年禁教令。后来，康熙与南怀仁等传教士建立了十分亲密友好的关系之后，他对天主教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就逐渐突破了禁教令。1676年，康熙驾临耶稣会传教士住所看望神父们，并赐御笔亲书的“敬天”匾额，下谕说：“朕书‘敬天’即敬‘天主’也。”1679年，南怀仁引荐耶稣会士李守镰进京协助修历法。康熙不仅召见了李守镰，还赐给了御书“奉旨传教，准往各省宣教”。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后来，康熙在谈到传教士时如此评论道：“西洋人自南怀仁、安文思、徐日升、利类斯等，在内廷效力，俱勉公事，未尝有错，中国人多有不信，朕向深知真诚可信，即历年以来，朕细访伊之行实，一切非礼之事断不去做，岂有过错可指。” 1687年7月，康熙下诏，天主教神父只要持有南怀仁的印鉴，就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行走，不得阻拦。虽然并未明确解除“康熙八年禁教令”，但实际上康熙已经对他的天主教政策作了根本性的调整。1692年，即南怀仁逝世四年后，康熙下达了弛禁教谕令：“西洋人治理历法，用兵之际修造兵器，效力勤劳，且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其进香之人，应仍照常行走。”随后，康熙又下了一道谕令，进一步说明天主教不是邪教。正是通过南怀仁等人的努力，才促使康熙最终修改了禁教令，颁布了这个容教令，从而带来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大发展。从汤若望、南怀仁被平反到“礼仪之争”的四十年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四十年，而它的基础是由南怀仁奠定的。

5. 皇恩浩荡的传教士葬礼。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逝世，埋葬在利玛窦和汤若望的坟墓旁边。南怀仁生前官至清朝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皇帝亲自为他撰写了祭文和碑文，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康熙还从国库批银七百五十两，交给传教士徐日升，让他在南怀仁的墓地树碑和立石兽。据亲历葬礼的传教士记载：南怀仁下葬那天，乐队和彩旗队开路，后面是放在大壁龛里的一个十字架和康熙的御批，紧跟着是一队两人一排、手持蜡烛的天主教徒，而后便是南怀仁的巨幅画像和写着他名字和御赐头衔的牌子，紧跟在后面的是按中国习俗身穿白色丧服的西洋传教士们，然后才是由八十个力夫抬着的缓缓行进的镀了金的南怀仁灵柩，其两旁陪伴前行的是骑着马的奉皇帝谕旨来参加葬礼的朝廷要员们，包括国丈、御前侍卫大臣和一些其他较次要的官员。整个葬礼队列庄严肃穆，秩序井然；队伍的最后面是50个骑兵护卫。大街的两旁站满了京城老百姓，默默地目送着队伍的行进。当时，南怀仁的葬礼是京城街头巷尾热议的大事。一年以后，康熙特地赐南怀仁谥号“勤敏”，这是来华传教士中唯一被皇帝赐谥号者。如论传教士在清朝宫廷中的地位和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除汤若望外，无人能比南怀仁。

南怀仁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虽然还向前发展了一段时间，到了康熙晚年由于“礼仪之争”的结果而嘎然而止，令人不能不扼腕叹息。明末清初的一百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美好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对于来自西方的科技文化相当开放和接纳，由此推进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后来，这种趋势如果没有被打断和逆转，中国也许早早地打开大门迎接新事物，后来的闭关锁国和屈辱地被动挨打也许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