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许景澄被杀！——主和派被处死

作者：共想社

北京大学是中国地位独特的一所大学。其前身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

这个非同寻常的问世，决定了北大与中国国运之间无法解开的宿命联系。

已故北大校长大都是病逝的，而唯有一位被砍头而死，他就是许景澄。

老北大校长许景澄

许景澄是晚清政治家，外交家，死前为大清吏部左侍郎，相当于今天的中组部副部长。

1899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北大官网上的历任北大校长名单中，许景澄排在晚清状元、首任京师大学堂官学大臣孙家鼐之后。

在清末政治史，以及后来的史学研究上，有“庚子被祸五大臣”之说，它是指1900年因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事而被清廷斩首的五位大臣，许景澄就是其中之一。

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23岁中进士，曾任职翰林院，对国际时事很熟悉，放在今天，就是经常上央视《今日关注》的专家。

光绪很看重许景澄的学识和能力，打算让他出使日本，但因许父病逝，在家料理丧事而未成行。

后来，许景澄还是在外交圈发挥才干，先后受命出使法、德、意、荷、比、奥、沙俄等国，积累了丰富的国际事务经验，对西方甚为了解。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迅速紧张。次年，义和团兴起，民间反洋情绪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利用义和团报复洋人的意图渐渐显现，策略由“剿灭义和团”改为“扶助义和团”。

因军机大臣刚毅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以及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慈禧决心已定，遂任命载漪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与此同时，得到载漪、刚毅等人支持的义和团大举进京。

载漪说，义和团都是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的义民。载漪夸赞义和团，其实是有私心，光绪被囚后，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

但是，西方各国对慈禧拿掉光绪不满，以及不能容忍另立新帝，让载漪对洋人十分痛恨。

联军前往北京增援，在廊坊遭到聂士第部阻击，只能就地防守。

6月17日，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

消息传到京城，载漪奏请慈禧“攻打使馆区”。

载漪的建议令许景澄感到震惊，他在御前会议上站出来反对，认为“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

许景澄的话让慈禧很不入耳，也引起主战派大臣的愤怒。

不过，许景澄并没放弃，随后又与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明确指出载漪建议的严重性，认为围攻使馆、杀害公使的做法不合国际公法，认为这样会激怒列强，“以一国敌各国，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事”。

许景澄认为，解决危局的唯一办法是为外国使馆提供保护，令使馆人员生命得到保障，同时围剿作乱拳民，诛纵匪祸首，以此来退洋兵。

就在此时，慈禧得到虚假情报，说列强让她还政于光绪，令慈禧勃然大怒，本来缓和的态度骤变。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保护使馆区时，在东单被清军神机营章京恩海开枪打死，大战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被点燃。

6月21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发诏对十一国同时宣战。随后，八国联军对清军和义和团开战。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自杀。北京危在旦夕。

时局的演变令许景澄更加担忧，他觉得这样下去，京城黎民在劫难逃。

可是，此时朝中主战派已占据绝对上风，许景澄等少数主张和谈的大臣则被视为卖国贼。

慈禧为了解除掣肘，下令处死许景澄和袁昶，理由是“任意妄奏，莠言乱政，语多离间”。

慈禧发布的懿旨如下：“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

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

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

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行正法，以昭炯戒。”

事实上，许景澄违背慈禧心思，与朝中权臣相左，直言奏请，就已经知道自己性命难保。

出事前，他曾对身边人留言：“各国联军行将入都，事不堪问矣，日后和约之苛不待言，君等当预筹之。”他深为国家前途担忧，“数日之内，鬓发尽白”。

许景澄之死，让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一幕提前上演。7月28日，在许景澄、袁昶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路上，观望的义和团拳民和无知民众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他们为看到“卖国贼”被处死而欢呼。

许袁二人被斩首后，无人前去收尸。后来还是有相同政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不忍，出面含泪收尸。

仅两周之后，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遭到与许景澄同样的命运，被以同样罪名斩首于菜市口。

许景澄是个正直清廉的学人，完全不是慈禧所说的那样，“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

相传被判处斩首后，许景澄心里想着，京师大学堂有一笔四十万两银子的办学经费尚存于俄国银行，他把折子交给同仁，再三叮嘱保留好，以防洋人日后赖账。

对家人留下“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的遗言后，安然赴刑。

8月14日凌晨，联军进抵北京城外，对京城各门发起总攻击。

15日，联军逐步攻占北京各城门，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

至当晚，联军已基本占领大部分京城。

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逃亡西安。留下李鸿章作为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

此后，八国联军大军增兵，全力清剿义和团，清军配合清剿。

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

1901年9月，十一国与清廷在京城西班牙公使馆签订《辛丑条约》后，除少部驻军京津地区，9月17日，联军大部撤出北京。

慈禧对列强开战，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目的，而载漪借义和团对抗洋人也是出于私利，而许景澄谏言却是担忧黎民生命遭受涂炭。

可是，朝廷处死了他，而屁民也曾为此欢呼。

被骂为卖国贼的许景澄实为爱国者。在任时，他曾为捍卫大清在东北、内蒙和新疆的权益苦争。

他通晓洋务，深知西方列强的实力，少时耳闻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做官后目睹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他深知在国内混乱羸弱时，与多国开战的巨大风险，冒死谏言，但最终难逃厄运。

对于他的死，他的后任，北大校长严复曾作过一副对联：“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

已故历史学家陈旭麓则认为：“许景澄、袁昶颇能了解国内外情势，在后党淫威劫持下的当时，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地站出来讲话，倒是有点责任感和爱国心的。

他们的被杀，是个冤案……

近代史著作，对他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仍贬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认真严肃态度。”

有人认为，北大是作为“独立人格”立于早期中国教育史上的，而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个北大人。

做晚清的外交官是一种悲哀，这种体会，许景澄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深。他曾对他的学生陆徵祥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

可是，在庚子年国家到了危急关头，许景澄还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第二年，清廷为许景澄等“庚子被祸五大臣”平反，追复原职。

同年，许景澄灵柩被护送南下。

与菜市口斩首时的“万民唾弃”景象截然相反，沿途呈现万众瞻仰的局面。

到江苏、上海时，“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往助执绋，祭奠成市。”

冤案终得昭雪。但是，众人的表现岂不可叹？朝廷说许景澄是贼子，大家就骂他是“卖国贼”，等朝廷为其平反，说他是忠臣，大家又猫尿频落。

可见，屁民大多没有思想，只是看上面风向标，人云亦云的无脑瓜众而已。

1909年，新即位的宣统皇帝溥仪，追谥许景澄为文肃。

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拳匪，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因为“列强入侵，欺凌平民在先，平民（义和团等）反抗在后”。

但不管怎样，许景澄反对清廷联手义和团攻打外交使团，是符合国际法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贸然对多国开战，给国家带来的是一场灾祸。

特别是义和团的自我吹嘘，以及主战派大臣相信他们的法术能够抵御洋人的枪炮，更凸显了民间和官方一致的愚昧，同时也表明，像许景澄、徐用仪等头脑冷静的官员，面对西方列强和大清的实力对比时，所作的客观分析和前景预测的准确性。

在朝臣众口一词、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情况下，许景澄能够坚持主见，说出真话，其精神可嘉，但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辛丑条约》签字时的情景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巨额赔款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

自此，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大多数人对《辛丑条约》的记忆，主要是赔款9.8亿两白银，划定北京东郊民巷为使馆区，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等内容。

其实，《辛丑条约》前两款都是对人的，第一款是关于为克林德立碑，第二款是针对清廷各大臣，其中包括给许景澄等大臣平反，也包括对主战派大臣的处理，方式包括流放、赐死、正法、革职等。

刑部尚书赵舒翘即在赐死之列。赵舒翘原来对义和团保持戒心，认为“拳匪不可恃”，但慑于刚毅权力，遂同意“抚而用之”。京城陷落后，他随慈禧逃至西安。

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时，联军指赵为拳乱“祸首”之一，逼清政府严惩。慈禧起初想护着赵舒翘，无奈将“革职留任”改为“交部严惩”。

后来扛不住列强压力，改为“斩监候”，后改为“斩立决”。因赵舒翘名声很好，西安乡绅百姓闻讯为其请命，慈禧遂命“赐死”于赵，令陕西巡抚岑春煊监督执行。

赵舒翘得命后，尝试吞金、服砒霜，但都没立刻致死，痛苦不堪。后岑春煊命人“以烧酒喷纸，糊其七窍方才窒息身亡”。

据传，许景澄当初在菜市口被斩首时也死得很惨，行刑时，刽子手索贿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许景澄脊椎上，颈椎断裂而气管犹存，让许痛苦而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数名大臣被正法、赐死的情况下，闹得最欢的载漪却活了下来，被流放新疆，辛亥革命后返回北京，1922年病死。

许景澄是主和派，赵舒翘被裹挟而成为主战派，但是，在国家遭到外敌入侵和攻陷后，他们都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身为朝廷大臣，死得十分屈辱。

他们的死，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惨命运，更是一个孱弱多难的国家命运的写照。

身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未必对这所中国最高学府做出过多少具体贡献，但是他的求真精神和独立人格，却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如同屈原《橘颂》中的诗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