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这一切都是体制问题

在知乎上搜索“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可以找到好几个相关的问题，例如：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总是担心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去和平演变那些资本主义国家？- 历史

为什么社会主义会被和平演变? -政治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如果仅仅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角度去考虑，可能会陷入一些社会形态的细枝末节而无法自拔。而如果从“强者”和“弱者”的角度去看待，可能会更清晰一些。

回想一百多年前，当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接触来自近代西方文明的战争入侵时，是什么表现呢？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2~1753页)

总之，都开战两年了，道光帝对英吉利的反应还是：这乱七八糟的特么的是什么玩意？

当然，清朝的皇帝也不是都对西方完全一无所知，例如乾隆帝就曾经与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进行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欧洲国家的问题（链接：《乾隆不和英国建交 不是愚昧自大而是战略上的考量》）。不过，这样的谈话，也仅仅是了解和皮毛接触而已。至于说要学习西方文明，对于天朝上国来说，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那中国又是如何真正逐渐放弃天朝上国的思想，甚至在清末民国时期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西方面前完全自卑，彻底否定自己一切的呢？是血淋淋的现实带来的一次次的战争失败，贸易上的完全失衡，是一件件西方科技产物带来的震撼。这个“刺激”的过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不是鸦片战争失败后就马上出现的。

弱者一方首先看到的，当然是器物方面的差距：洋人坚船利炮。被器物刺激过一段时间后，弱者一方就会进一步思考：是什么造就了他们能走到坚船利炮这一步，而我们就不行？

下面是一道多选题：
一个学霸，经常考90分以上，一个学渣，只考30多分，那么以下哪个或哪些因素可能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
A、学霸用了A出版社的辅导书，学渣用了B出版社的辅导书
B、学霸每天上学穿绿裙子，学渣上学则是穿吊带裤
C、学霸总结了一套有效率的学习方法，学渣只会死记硬背
D、学霸每天学习时间很少，天天玩，学渣写作业经常写到晚上10点
E、学霸是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球迷，而学渣是意大利队的球迷

ABCDE五个选项，每个都是学霸和学渣的区别，到底哪个或者哪些才是真正起到作用的？这个原因并不像后来看到的那么好找，因为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地方太多了。

在历史上，落后的弱者找过各种原因，在百度或知乎上搜索“近代落后原因”，可以看到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答案。大家终于发现中国确实是落后了，有人认为是穿了吊带裤所致，有人认为是买了B出版社的书，有人认为是意大利队惹的祸，有人认为是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太多了……

处于经济和技术实力明显落后的一方，如果自身国家或者文化并不完全封闭，面对强者必然会产生对自身的疑问甚至否定。而否定的内容，就是和强者不一样的地方。人们往往会直白地这样想——一、他比我强；二、他这个地方和我不一样；三、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改的和他一样；四、我也就强了。

后来，有人想出了更极端和偷懒的方式：算了算了，老子也不找到底是哪个因素起作用了，直接全盘西化，让西方殖民我们300年，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嘛……比如下面这位：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答：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弱者一方在找原因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那些和强者看上去差异最明显，表面上似乎最有关系的差别因素，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体制问题。

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这个因素看上去貌似很清晰——人家政府怎么就能把国家治理好，你就治理不好呢？而你和人家的体制又不一样，那肯定是你这个政府的体制不行啊！
其次，这个因素的改变看上去最“立竿见影”——我说他不行，我行我上啊，多简单直接？我们弱，体制设计不合理，而强者之所以强，是因为他体制先进，那我把强者的“体制”抄过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第三，主观上看，这个因素本身更有“可变性”。我要说是黄种人基因不行，那接下来然后呢？我又不能换身皮，这个理论对我没好处啊。而政治体制问题则不然，这东西能改啊！如果我是投机主义者，真成了的话，我还能分杯羹；如果我是理想主义者，我可以投身时代变革，名垂千古。
第四，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高度对立，双方都把“对方和我意识形态不同”深深刻在脑子里。这样，双方实力上的此消彼长，更容易被解释为是政治体制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当年的东欧剧变，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不如说是强者对弱者的和平演变。换句话说，和平演变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强者的专利。

结合上一章节的内容，台湾被剥夺工业能力之后，如果社会出现动荡混乱，生活水平大幅度倒退，民众会怎么想呢？

台湾和大陆是同一人种，语言相同，地域接近。最大的不同，就是天天在台湾民众耳边回响的“政治体制差异”。

好了，如果届时大陆欣欣向荣，台湾民众回头看看自己过的日子，自己也肯定会开始找原因的。
找什么原因呢？自然是会想当然地去往双方最大的差异方面去看。

会找到什么呢——政治体制差异

有人可能会反对，这不可能。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就算日子过的再差，也不可能会羡慕“专制社会”。说这话的人，一般是没真的亲身体验过“日子过的差”，尤其是从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回到“日子过的差”。

菲律宾和新加坡，你会选哪个生活？印度和中国，你会选哪个投胎？

所谓的“自由民主”，其实并不是什么天生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恰好是因为目前经济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实行的是这个而已，或者说是标榜自己实行这个而已。对普通人来说，与其说羡慕“普世价值”，还不如说是羡慕这些标榜“普世价值”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某某大腕明星穿一条绿裙子出场，然后同款裙子在淘宝热卖，不一定是因为裙子本身有多么好，而更多的是因为明星穿了它。决定因素在于明星，而不在于那条裙子本身。

历史上这种事多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一枝独秀和它所采取的“计划”方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当时西方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美国的一名记者从苏联回国后告诉国人：“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一时之间，“计划”成为最时髦的名词。

谁的经济好，科技发达，民众生活好，谁的价值观就会是“普世价值”。因为其他国家也想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又认为这种“普世价值”是经济好科技好的原因，那自己就会产生学习这种价值的动力，这种价值也就上升为“普世价值”。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其实随着今天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崛起，其发展道路已经开始在世界上零星产生了一些认同者和学习者（虽然距离上升为新的普世价值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个一百年多年前就被标签为“非洲代表，黑人希望”的国家，一个以“零殖民历史”傲视非洲大陆的国家。这里是非洲的政治中心，从五六十年代起，联合国、非盟等众多机构云集它的首都，如今它多了一个身份：中国发展模式最积极的模仿者。全面向东看——这就是埃塞俄比亚。
……
在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眼里，中国就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发达和之前羡慕的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模式可望不可及，对于埃塞俄比亚这种历来贫穷的国家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天堂”，它的富贵只有少数移民的贵族能够享受，而中国模式是他们可望又可及的，很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土实现。
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始全力宣传中国发展模式。这个国家“全面向东看”已经有10年时间，只不过作为西方援助的传统重点国家，埃塞俄比亚一直要兼顾东西方平衡，不能贸然得罪美国。但是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下来，埃塞俄比亚政府也知道哪种模式更有效。
笔者被告知，近五六年来，埃塞俄比亚中学课本里有那么一课：中国在近代也贫穷落后，但近几十年通过勤奋创造了经济奇迹，既然中国能由穷变富，那么埃塞俄比亚也能创造经济奇迹。这篇课文在埃塞俄比亚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希望到中国学习的年轻人非常多。
埃塞俄比亚智库和宣传部门选定了中国和韩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是中国，从2014年起制作纪录片在国家电视台播放。就笔者观察，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总共有5个台）里从新闻到音乐节目，充斥着“发展，发展，发展”，MTV里面到处是高速公路、水电大坝，以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国旗。
的确，“发展”（development）这个词在埃塞俄比亚已经获得了最高合法性，就如同“改革”在中国的合法性一样。只要提发展，没人敢反对你。即便反对派（埃塞俄比亚实行压倒性政党体制，反对派没有政治影响力，但媒体还有两三家）也不反对发展，不反对修铁路、水电站。
这种对发展的渴望甚至蔓延到学术界。在西方定义的主流经济学界中，主张用大项目推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没有位置的，但是在埃塞俄比亚，张夏准（韩国知名发展领域学者）、约翰逊（ChalmersJohnson，在80年代关注日韩发展而总结出“发展型国家”的概念）等在中国也被归入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这里却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报纸用成版成版的专栏讨论他们的观点。
而“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干脆成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政策——因为西方经济学者片面鼓吹私有化的论调已经让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感到厌烦，他们反而想要迫切了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家控股的大型组织发展壮大的秘诀。其他国家（甚至在中国）长期被压制的边缘学派在这里反而是主流学派，埃塞俄比亚渴求发展的心愿可见一斑。只是从他们最渴望学习的中国过来的还都是工程师和工头，真正通晓中国几十年发展经验的中国发展学学者还尚未与埃塞系统接触。
简练：中国是埃塞俄比亚的榜样

人类本身就是崇尚强者的生物。像大清那样，死抱着自己的“普世价值”不松手的，也不是没有。但即使拥有几千年帝制历史、作为一种原发性文明源产地的中国，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向西方文明低头，希望借助西方文明成果来改变自己民族的处境。更何况一个本来就是文明输入地的墙头草台湾？

当若干年后台湾同胞们为了18K甚至15K的工资而争抢的时候，随着危机日久，台湾民众忍受力被消耗而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时候，当向美日求援而对方也没余粮只换得对方卖美猪辐射食品的时候，只要把两岸足够大足够明显的差距展现在对方面前，大陆这边甚至都不一定需要刻意引导什么（当然如果暗中引导些效果会更好），台湾社会那边自然会联系现实“独立思考”，出现台湾版本的瓦文萨、叶利钦、玲姐丹弟刘殖民、用真挚的情感喊出那句时代最强音——“这一切都是体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