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差别

那么，中国的周代是不是与中世纪欧洲是同性的，同为封建社会呢？不是的，中国周代之封建与中世纪欧洲之封建有很大不同。其不同主要有两种表现：

第一，中国周代之分封诸侯、分封卿大夫、士是严格按照宗法制度血缘原则进行的。而欧洲中世纪的分封是超越血缘原则的。罗马帝国崩溃后，日耳曼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封建化也由此开始。

公元751年，加洛林朝的查理曼统治时，封建化得到了大规模、彻底的贯彻落实。大批贵族接受采邑（采地，赏地），其中很多人获得查理曼赐予的“特恩权”，在其封的享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大权，采邑可以世袭。

大封建主往往把一部分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亲信贵族和骑士，层层分封，形成了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封建等级。

受封的封建主和骑士向自己的领主宣誓效忠，服兵役，领主有义务保护自己的附庸和调节附庸之间的纠纷。其中受封的贵族不是血缘贵族，而是军事贵族，采邑的大小是按军功大小而非血缘远近来分配的；受封者对领主的忠诚是靠对神宣誓来表达，靠对神的虔诚来维护的，而非是靠崇拜祖宗来表达、维护的。

第二，欧洲封建社会中的神权与俗权是分离的，而中国周代封建社会中的神权与俗权是合一的。

在欧洲的封建王国中，存在着两种权力，一个是国王的俗权，这种权力在欧洲是分散的，不同的国家间各自为政；另一个权力是罗马教皇的神权，这个权力在欧洲（西欧）是统一的。神权是始终能和国王的俗权相抗衡的权力，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高与俗权的。

有一著名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公元105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司颁发了一项禁止世俗权力任命教职的文告，并免去了一批由国王任命的德国主教的职务。德国国王亨利四世立即写信表示强烈抗议，强调他的王权是神授的，有权领导德国教会，教皇不得干涉，并对教皇的权力提出挑战，他在信中写道：”我，亨利，以上帝恩宠加身的国王及全体主教的名义，向你奉告：‘下台吧！下台吧！在时代洪流中毁灭吧！’”。格列高利否定国王具备任何教士的气质，认为多数国王属于应贬入地狱的败类，他们无权过问教皇的地位和法令，无权任命教士，更无权废黜教皇。作为对亨利来信的答复，格列高利开除了亨利的教籍，废除了他的王位。许多德国民众、教士、贵族拒绝未被开除教籍的国王效力，并用王位选举论向根深蒂固的王位世袭传统挑战。

为了保全王位，亨利跨越阿尔比斯山前往意大利，在托斯卡纳的卡诺莎城堡，亨利卑躬屈膝，身披罪衣，光着脚立在雪地之中，请求教皇的宽恕。虽然格列高利知道亨利思想的转变不过是一政治循词，但作为一个教士他有责任宽恕一个忏悔的罪人，最终，他撤销了废黜亨利及开除其教籍的决定，准许亨利改正错误，返回德国重新行使王权。－－－

这对无神论的中国人来讲是难以理解的、难以想象的，教皇的权力来自何处？教皇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对上帝的虔诚。正是这种高于俗权的神权的存在，使得欧洲诸国能和平共处，良性竞争。在中国周代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的行政领导，同时又是全国最高的祭司，祭天的权力非他莫属，集神权和俗权于一身。中国周代神权和俗权是合二为一的，或者说是只有俗权而无神权，因为“天”不具人格，很抽象，又没有先知来表达“天”的意志，“天”的喜怒哀乐完全靠“天”的“儿子”－－－

真龙天子的言谈举止来体现，这使得中国人只敬畏天子，而不把“天”当回事，他们敬畏天子，也不是因为它是“天”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手中握着刀把子。

从周代开始，中国人就成为了无神论者。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周天子的势力渐衰后，诸侯们便开始互相杀戮了，直到出现一个新的、更加凶悍的天子出现，用武力将诸侯铲除掉，用恐怖将人们震慑住，这种杀戮才会停止。

没有神的约束，必然受人的管制，专制、人治是无神论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