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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锡进《中国需要批评,而批评应真正益于国家而不是摧毁社会信心》

最近一些教授因发表批评言论被学校约谈、批评、处分、甚至撤职,引发了大众的不满和议论。03月26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了《中国需要批评,而批评应真正益于国家而不是摧毁社会信心》一文,就此事表明了他的态度和想法。

虽然对胡总编的很多意见,我持批评态度,但我依然高度关注他的言论。

首先他愿意说出他的意见,这在传统媒介的官员中,就非常值得尊重和鼓励。有太多的官员除了念秘书起草好的文件,都不会写文章或辩论了,更别提让他表达思想和观点。公开场合,文件是他们的思想,领导指示是他们的观点。私下里,如何用权力交换财色,便是他们的全部。

其次,他分析问题、看待问题,虽然总是有失偏颇,但看得出来,在现有的政治空间下,他至少是尽量在向客观与公正这个方向努力。这比很多媒体和官员在言论与文章中,把民众当成无脑的人而胡言乱语、弄虚作假要强好多。

再次,他很少喊空洞无物的口号,至少是在说人话,比那些玩弄新名词、频出新口号、看似慷慨激昂,实则废话一堆的官员要实在。

但今天,我想围绕胡总的《中国需要批评,而批评应真正益于国家而不是摧毁社会信心》一文,与胡总交流一下观点。说交流是客气,实质上,我要批评胡总的一些观点。

一、中国的批评者发表的99%以上的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在宪法框架下的批评,但依然会受限制、惹麻烦。

胡总在文中第一点就说,“在中国搞批评,不能违宪,不能把矛头针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这不错,我也赞成。我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批评意见,也都没有质疑这一点。但问题是,舆论的管控者并非是依法来管控舆论。

在我们管控舆论的实际操作中,有公开的法律可以遵循与参考吗?比如一篇文章在今日头条不能发表,提示是“内容不适合收录”或“内容涉及时政未通过审核”,但放在微博可以发表。有些文章则是在微博被删除,但在今日头条安然无恙。常在自媒体留言的人还会发现,这段时间有些词语不能发送,过段时间又可以发送,不同平台、不同时段的敏感词绝对不一样。

中国的法律与政策不可能因平台、媒体不同而异。很显然,我们对舆论的管控是人为的且随意的。并非违宪违法的言论都不能正常发表,何况批评的言论呢?这种状况下,是批评的言论失控,还是管控言论的尺度失控,胡总,您应该能够分辨清楚吧?

第二、从宏观上看,舆论的闸门越关越小。

胡总在文章中说:“其实从宏观上看,中国一直在探索如何做到既让舆论开放,又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社会有凝聚力。”

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经典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胡总应该不会忘记。最近十年,还有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出现吗?南方周末之前更受读者喜爱的报刊不提,只说南方周末,您心里应该清楚它的可读性一年不如一年的原因吧?再说自媒体,不能发表的文章、被删除的留言、需要注意的敏感词,是一年比一年多了,还是少了?

古人云:“欲令天下无声,惟剩诺诺”, “何其愚妄,何其滑稽”。

您是做媒体的,您应该知道,客观公正永远不可能来自一家“权威”的信息媒体,而是从无数家立场各异的独立媒体汇聚而成,按中国话说,叫“兼听则明”。

不断收紧舆论的闸门,只让民众听到被选择的信息,不让民众热议时政,看似天下太平,实则民意将会象封堵了气口的高压锅,保不准什么时候会惊天动地。

其实,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第三、政治人物不能太脆弱,执政者要经得起批评。

政治人物、执掌公共权力者,受民众的委托,管理政府的各种事务。民众推选他们,他们也欣然接受,必定要求他们不仅要有眼界、有能力,处事公正、廉洁奉公,还必须内心强大,肩膀够硬。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大多数媒体都对他冷嘲热讽,利用并无实据的“通俄门”,大势炒作特朗普判国通敌,甚至严重到在谷歌搜索“白痴”,出来的都是特朗普的各种古怪表情照片。但特朗普依然是特朗普,2年给美国带来十几年来难得的经济复苏,也赢得十几年来最高的民意支持。

毛主席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面对言语上的批评,不管语轻语重,不论正确错误,共产党人都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内心难道不比特朗普更强大?他们的肩膀难道不比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要更能扛住事?

第四、政府及社会机构应鼓励大家说话,善待批评意见,牢记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

诚然如您所说,“中国需要批评”。但我不认为,批评能够摧毁社会的信心,批评会有害于这个国家。

翻开历史长卷,政权更替、朝代更迭,从来不是因为批评所致。懒政、恶政、暴政,才会摧毁社会信心,贪官、污吏、野心家才会动摇国本。历朝历代,从不缺阿谀奉承的歌颂者,总稀缺刚正不阿、忠言逆耳的批评家。

我们的一些政策不切实际,我们的一些法律有碍发展,我们的一些思想陈旧落后,我们的一些官员贪污腐化,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我们有多进步、多优秀,面对人民的期望和国家的发展,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政治人物、官员们不一定比民众、比批评家更能看到问题和缺点所在,这就是舆论监督、民众批评的价值所在。

舆论和批评,都难有统一的尺度。语文从不像数学,有1+1=2的规范。批评的语言,有的委婉,有的直白;有的点到为止,有的不依不饶;有的和风细雨,有的气势汹汹。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批评意见,终究都是口上功夫,一家之言。即使当中有个别难听的话,夸大其词的话,主次颠倒的话,被批评者也并非没有鉴别的能力,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外的吃瓜群众,也并非不讲道理,不识好歹。大度的容忍总好过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倒掉。

因此,在舆论的闸门越关越紧的前提下,对待批评,更多的应该是要求政府及社会机构的官员们,增强自身的承受力和包容度。鼓励大家说话,善待批评意见,牢记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而非在批评意见中找茬,以冲击体制、动摇权威、影响形象、煽动民众为借口,为批评者罗列罪状,予以打击。

附:胡锡进《中国需要批评,而批评应真正益于国家而不是摧毁社会信心》全文

今天想围绕批评说几句话。

一些人专门从事批评,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中国需要批评,这个判断到什么时候都需坚持。

但是怎么开展批评,这是大家必须思考的。套用西方舆论的表现,来说中国的事,那是不行的。西方是多党制,社会内部存在并鼓励各种政治对抗,它们的体制就是对抗摞着对抗搭建起来的,所以在西方社会骂谁都是很平常的事。西方那样好不好,是个大话题。西方的体制在20世纪占了上风,但进入21世纪后,暴露出政党恶斗、政治极化等重大弊端。不过这不是本帖的重点。

我想说的是,中国宪法载明,中国是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如果换执政党,跟西方国家换执政党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发生这种事,就是宪法颠覆了,中国政治再来一轮彻底的大洗牌。说实话那太恐怖了,它所意味的国家大动荡不是中国广大民众愿意承受的。

下面是我想说的结论:

第一,在中国搞批评,不能违宪,不能把矛头针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在西方可以做的事,在中国有可能就是有害并且非法的。冲击执政党的权威,动摇人们对国家道路的信心,这都不是批评者应当做的。在西方,也不能冲击它们的体制本身啊。如果西方的精英人士呼吁抛弃它们的三权分立,建立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一定会受到各种压力,并因此付出代价。

第二,在中国不能鼓动对立。中国的体制决定了社会的和谐运行方式,而不是通过无处不在的对立和对抗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平衡。中国的一些批评者喜欢模仿西方舆论的样子,通过极端表达方式吸引观众,而这种做法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造成侵蚀,因此也必然受到限制。

第三,批评者一定要把事实搞准,再搞准。影响越大的批评者,越要承担起准确批评的责任。而且不仅要做到微观真实,还应兼顾宏观真实。就是说,批评者要有这样的意识:他所造成的社会注意力集中不应放大问题在社会中的实际情形,避免给人以某个局部问题代表了整个国家面貌的错觉。

老胡想说,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迄今的实际效果是高度积极、正面的。西方一些力量一直在极力否定中国的道路,我主张中国的批评者都不应加入他们的这一努力。如果那些批评者没有这样的意愿,就要有意识地避免给人这样的错觉。

其实从宏观上看,中国一直在探索如何做到既让舆论开放,又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社会有凝聚力。不能不说这是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在有西方价值体系干扰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真诚希望政府及社会机构对批评的承受力不断增加,这很重要;有影响力者开展的批评越来越具有建设性,摆脱激进和极端,这同样很重要。此外,公众对各种声音的良莠识别能力需不断加强。

中国需要批评,而且批评应当增强而不是摧毁社会的信心,真正有益于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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