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如何崩溃的：我和丈母娘结婚了！

这几天有一个图片很热刷，一位女婿晒他是如何继承丈母娘财产的。丈母娘有价值千万的房产，如果按照正常程序继承转让，必须缴纳80万的税款，女婿如果和丈母娘结婚的方式过户房产，只需要工本费80元。在80元和80万的权衡下，女婿坚决选择了与女儿离婚之后，与丈母娘结婚过户房产，之后再与丈母娘离婚，再与女儿结婚。

女婿在晒自己的得意之作时，振振有词抛出了一句雷人之语，“这人伦我违了”。当然，这一笔乱伦的房产转移方式一定是得到了女婿、女儿和丈母娘的三方认可，否则，只要一方不认可，这笔买卖都很难顺利走完程序。换句话说，女婿、女儿和丈母娘在这场乱伦婚姻秩序中，一家人为了80万肥水不流外人田，都选择了乱伦的共同意志。

当我看见这张女婿晒图时，我并没有惊诧，而是迅速记起了十年前一个大学闺蜜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她自家。她的父亲是一位高工，他父亲的弟弟，也就是她的亲叔叔是一位智障患者，她叔叔就是与她父亲丈母娘结了婚，也就是与她外婆结了婚。原因也是为了房产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弟弟是智障，最终财产还是归她家。当时我听着，不敢笑不敢吃惊不敢有任何异样的表情，因为她在讲这个故事时，面不改色心不跳，似乎在讲一个祖传秘方的家庭轶事。其实我很快就忘了，如果不是看见这张图片，我都记不起十年前这件事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这是苏轼的《悼亡妻》，今日读来百感交集。如果把苏轼的亡妻换成我们心中的人性人伦人道，那我们就不是10年两茫茫了，而是20年、30年、40年无处话凄凉。

80元的工本费损失与80万的现金损失，该如何选择？这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理性，又叫实事求是。但是，要实现这一笔理性务实的交易，就得解放思想，如果连人伦束缚都不敢解放，又如何应对实事求是的挑战？别说与丈母娘走形式结婚，就是真的与丈母娘睡一觉，那又何妨？进一步，即便是亲儿与亲母结婚又何妨？如果不解放人伦束缚，就意味着损失80万，不但没有贯彻实事求是精神，而且是完全违背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正确。

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突然想起了美加两国对假结婚骗移民的零容忍，只要一旦发现你是为了骗取移民资格才将结婚作为工具的话，必将面临巨额罚款和驱除出境，叫你赔了夫人又折兵，那真的叫一个惨字。也许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不能靠自觉，必须得靠永不缺席的法治护航。

如果要问我们这40年的巨大成就是什么？也许千人千智，说GDP可以，说高楼林立可以，说教育产业化可以，说天黑地毒可以，等等，说什么都对，但我认为最大的成就是法治缺席下的普遍性人性丧失、人伦丧失和人道丧失。

普遍性，这个定义也许很多人不服。十年前的一个高工就可以让弟弟与丈母娘结婚，这十年究竟有多少类似女婿或弟弟与丈母娘结婚的？我想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其实数字并不重要，而是人们对这种乱伦秩序的井然并不觉得恐怖，人们内心的普遍谅解意味着整个社会达成了共识。这才是最可怕的。换句话说，将前面的女婿和高工换成任何一个中国人，暂不说换成民工，因为这等人伦不是谁都有机会违的，不妨换成教授、公务员和白领，你说哪一个会放弃80万而不违背人伦？我想都会像那个女婿做出坚定的选择：”这人伦我违了”。

这人伦我违了。表面上仅仅是一种对社会契约的不遵守，内在里是对人和人格的极大不尊重。女婿不尊重妻子和丈母娘，女儿不尊重丈夫和母亲，丈母娘不尊重女婿和女儿，为了一笔实事求是的务实交易，他们共同选择了不尊重自己。这在历史上有吗？在域外国有吗？这独一无二的人伦大解放成就刷新了唐宋元明清和欧洲中世纪。喜乎，悲乎？

当同床共枕的一家人都不相互尊重时，还会尊重家外的陌生人？昨晚我看了一篇文章，是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写的《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他说，信仰是为了培养超越世俗的非理性，也就是灵性，科学是为了培养工于算计的理性，也就是实事求是。灵性是一种博爱情怀，给人以温暖，没有灵性的理性是一种冷冰冰的利益争夺，会将人带向非人的深渊。

在白花花的银子和人伦面前，该如何选择？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一个无信仰的人会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产生女婿与丈母娘结婚的乱伦原因之二：信仰的缺席。法治是人性的外在约束，信仰是人性的内在约束，两者只要有其一，人伦底线的底盘都会坚若磐石。但不幸的是，我们这40年来，法治和信仰都被硬道理给扼杀了，硬道理变成了信仰和法治本身。于是，在人和钱之间发生了乾坤大翻转，人性的崩溃如洪荒泛滥。

同样是昨天，我看见和气猫姐姐的一篇文章，《中日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之比较》。我一直都喜欢看她的文章，资料翔实，叙述温婉，很有日本范儿。她非常震惊大邻国的精英们，对弱势群体的蔑视，对社会责任的漠视，对自己使命的忽视，对国家义务的轻视。她这一认知与我长期以来的思想不谋而合，

这也是人性崩溃的原因之三：精英责任的缺席。

无论是十年前的高工家庭，还是十年后的女婿家庭，他们都是社会精英阶层，正常交税本就是他们的法定义务。即便没有这项法定义务，作为精英阶层来说，也应该有奉献于社会的主动责任。尤其在法治和信仰双缺的环境里，精英阶层就成为整个社会伦理维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他们不，他们宁愿自己践踏人伦也要逃避自己的国家义务。精英阶层都如此恶劣而不自尊不自重，这就给中下层和整个社会树立了恶劣榜样，人性岂有不普遍崩溃之理？

苏格拉底说：”快乐在于获得，幸福在于付出”。我们的精英阶层无疑是快乐的，但他们却从未尝到幸福的滋味。写文章快两年了，我所有文章几乎都是在问责精英，不少读友产生疑惑，”怎么你老是抓住精英不放？”。其实我何尝不想放过他们，抓住他们不放就是我的付出，也是我的幸福。

法治也罢，信仰也罢，它们的有和无，最终都是通过社会精英在发挥作用。一个精英守法远比百万小民守法更能彰显法治精神，一个有信仰的精英远比有信仰的百万小民具有文明的传递性。与之相反，一个精英违法或钻法律空子，那意味着百万小民守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同理，一个精英坚守信仰会给百万小民点燃希望，一个精英丧失信仰会给百万小民开启通幽的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