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原创： 陈嘉泰 政见CNPolitics 原文
再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来自何方？
陈嘉泰/政见特约作者
阿道夫·艾希曼（左）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caption]“极恶之罪往往出往往出自小人物之手” —— 汉娜·阿伦特
个人只是无意识的零件吗？
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人：他总是强调自己的职责，用一些经不住推敲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诸如：“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我不做这件事情，其他人也会去做的”、“大家都这么做，不会错的” 、“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总而言之，艾希曼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没有力量改变机器前进的方向，也对机器带来的后果没有责任。这是肤浅荒谬的。这一说辞也许可以为缺乏完善认知能力的小孩或者精神病患者辩护。但正常的成年人应当为每一个自愿作出的选择负责。这正是法律责任的基础，也是道德的根基。再微小的零件的合作，都暗含着对巨大机器的支持和默许。艾希曼从来没有被强制留在纳粹党；离开更没有严重的后果。他大可在看清纳粹的恶性时自由退出 —— 留在一个施行种族屠杀的组织是他的选择，并很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个选择本身暗示了对纳粹恶行的默许。阿伦特认为，正是一个个像艾希曼的小人物的“默许”成就了纳粹。若是希望纳粹党崩溃，甚至不需要德国民众积极地对抗纳粹统治下的公权力，而只需要官僚机器中的小人物们消极地对待纳粹的要求，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为之服务。
空洞谎言背后的陷阱
但为什么纳粹党中的小人物们没有践行自己的良知，而是成为了种族屠杀的帮凶呢？纳粹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人类渴望合群这一特点。在政权的诱导下，个体只是无责任的零件这样的逻辑在媒体上泛滥，并最终渗透了人们的日常话语和思维方式。当身边的人和社会环境都这么说时，我们也会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话语和逻辑。同时，纳粹政权的反犹意识形态宣传不断地把政权的行为合理化，让支持和参与政权行为的人有很多大量的政治口号可以为自己辩护。“民族复兴”的论调把犹太人刻画成必须克服的障碍。对他们的集体清除不再是“谋杀”，而被美化为“清洗”。人云亦云的影响下，很多平凡的人变得无法跳出这些肤浅的逻辑进行思考。阿伦特指出，正是这些经不住推敲的话语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保护作用。政治宣传和尽忠职守的借口隔断了良心的拷问，让艾希曼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罪恶性，甚至认为自己处于正义的一方 。生活在官方构建的话语体系中，艾希曼心安理得地生活和工作，犹太人的遭遇被视为是合理的个体无需担责的事情。艾希曼坐在被告席上，反反复复地用纳粹的政治话语来避免承认自己行为和谋杀的关联。艾希曼语言能力的匮乏与他思维能力的缺失是相关的。空洞的话语为他修建起了一堵隔绝现实的墙，让他无法看到这堵墙外的一切。他甚至完全无法从其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心智正常的人应该有的良知在肤浅空洞的话语体系里最终窒息。
社会潮流中，如何不辜负良知：精神独处
一个单薄的个体怎能在社会环境的潮流里避免像希特曼一样迷失自己变成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呢？阿伦特认为，精神独处带来的良知是个体的道德明灯。精神独处是一种内省，一种理性选择的自我和道德良知的对话。在精神独处的对话里，小人物的理性自我也许会出于个人利益倾向于合作和沉默，但他的良心会看到这意味着成为纳粹种族屠杀的共犯。对习惯于精神独处的人来说，良知的陪伴是无法避免的，时刻提醒着他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柏拉图在《高尔吉亚》警戒，受道德良心的拷问比与世界为敌更痛苦。因此，有精神独处习惯的人不易迷失自己而成为罪恶的帮凶；否则，他们面临良知的折磨——就像是余生必须和一个杀人犯共处。因此，阿伦特认为，给予个体精神独处的空间是防止纳粹党的残暴历史重新上演的重要方法。这一领悟正是战后德国高度强调个人的内省和个性，警惕民族主义和集体至上思维的原因。相反，过于强调集体和泯灭个性是制造“艾希曼”的配方。一个被集体主义至上思维洗脑的人是无法精神独处的。即便独自一人，他的思维也会被他人的看法和出于集体的考虑完全占据。质问和见证自己行为的道德良知没有出现的空间。在纳粹德国，这样的小人物往往会接受社会潮流鼓励的生活方式：不为犹太人发声，支持政府，过简单生活。他们会自然地接受由零件借口和政治口号等构成的话语体系，因为它能帮助他们避免道德不安感 。这套话语体系的肤浅逻辑解释了一切，给原本就懒于思考的人避免内省带来的折磨的诱惑。这一圈套循环使越来越多小人物渐渐地接受很多先前无法接受的歧视性甚至攻击性行为，直到最后成为麻木的刽子手。艾希曼毫无顾忌地留在纳粹的原因正是他用空洞话语逃避了精神独处，而内省的缺失让他逃避了良心的拷问。
面对极权，内省是最有力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