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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 王建房
作者：文史砍柴
1949年以后，中国女性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女性的显性和隐性歧视还处处存在。特别在内地的小城镇和乡村，女性的生存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桎梏。
这篇小文章，我又要从老家的邻县新化一个惨案说起，这个惨案我认为比陈建湘枪杀两名无辜者还要令人痛心。
湖南省新化县琅塘镇晚坪村人何某为逃避十余万的网络贷款，9月7日隐瞒其妻子戴某花，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一份赔偿金额100万的人身意外险。9月19日凌晨，何某利用借来的车辆在新化县曹家镇城坪村资江河段伪造坠河现场，制造车毀人亡假相，企图骗取保险金。而他的妻子和父母、兄弟姐妹信以为真。20多天后，戴某花带着一双儿女投河自杀，留下1000多字的 “ 绝笔书 ”。昨天，她“死去”的丈夫却在她和孩子自尽后出现了。
这个悲剧太残酷，这位刚烈痴情的女子的绝命书不忍卒读。我不知道她的丈夫何某是否有勇气度过余生。
从遗书中看到，戴某花和何某夫妻俩的感情很好，她在遗书中说：
人生苦短，但对于我来说却不苦不短，我是幸福的离开，追随爱的人儿离开，说好一起慢慢变老，一起离开，怎么能舍得你单独离去呢，所以宝贝，老婆来陪你了，我只想一家四口在一起。
戴某花携儿女自杀，并不仅仅是相信丈夫意外死去，因绝望而殉情。从她的遗书中可看出，婆家的人，包括丈夫的父亲和兄弟的压力，应该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在遗书中控诉：
失去心爱之人我已够痛苦，可还要承受有些人的嘴巴，何某消失不见就把责任推向我，或许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才会这样对我吧，假如我有父母在的话，也许就不是这样的结果吧。所以我无话可说，这是我的命，我用命来结束这一切，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何某的二哥认为何某在新化过得不是人的日子是因为妻子戴某的拖累，甚至到处散布弟媳有精神病。何某的父亲要儿媳妇和他签一份协议（估计是承诺寄钱回来），才允许儿媳妇出去打工，自己替儿子带一双儿女。
戴某花的表哥戴先生对媒体透露，戴某花是家中独女，母亲和父亲分别在其两岁和十岁时去世，由姑奶奶抚养大。长大后原本在外地打工，后嫁给了何某。
这位善良的女性，遗书的最后说了句“请我的亲戚不要到晚坪（即婆家）来找麻烦”，希望自己一些表亲不要以“打人命”的方式来惩罚何家。（戴某花的遗书）
新化这一家庭惨剧可反思的问题很多，如网贷的疯狂，新一代农村青年比父辈更敢消费（如信用卡透支、网上借贷），县域经济的不景气，等等。可世上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坎坷。对戴某花来说，真正让她生无可恋的恐怕是婆家人毫无道理地迁怒于她。
从这件惨案中可看出，在内地乡村，没有娘家做后盾的出嫁女儿，在婆家的地位还是那样的低微。如果以正常人的思维，何某开车坠河而亡，又不是其妻子戴某花害死的。在所有的人中，戴某花是最悲伤的。稍微通情达理的公公和丈夫的兄弟，应该安慰戴某花坚强地活下去，把一双儿女养大成人。
何某的亲人，却在戴某花伤口上撒盐，把何某的死归咎于戴某花，而且那些指责毫无道理。男人娶妻生子，挣钱养家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人家一位孤女嫁过来，为你何家生养一对儿女，付出的心血和辛劳难道不比打工更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生产活动主要靠男子来支撑，女子出嫁就成了外姓人，重男轻女成为人们一种基于利弊算计的选择。今天的中国，越是工业化进程早和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女性的地位就越高，如东北在男女平等方面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地区。而在湘中的山区，重男轻女依然有顽固的存留，我的老家邵阳和相邻的新化亦如此。
在新化民间，把女孩称之为“也好”。何故？当地乡村，一家人生了孩子，要放炮仗对亲戚报喜。如果亲戚得知生了个男孩，由衷地祝贺“好呀，好呀，真是喜事”，然后说一大串吉祥的话。如果得知生了个女孩，则敷衍地说一句“也好，也好”。
我一直认为老家在过去娘家人“打人命案”有其合理性一面。一位女子嫁到某一户人家，如果女子在婆家自杀了（多半受到公婆欺凌或丈夫的家暴），娘家会纠集本族一大帮人来婆家“打人命”，要把婆家闹得鸡犬不宁，让婆家大大地破财、受辱才罢休。这种做法在今天当然为法律所不许，但在妇女保护法律阙如的古代，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对婆家侵犯媳妇的权利有一定的吓阻作用。所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嫁女的地位往往是由娘家决定的，如果她的父亲在当地有能量，或者有几个很厉害的娘家兄弟，婆家就不敢怎么欺负她。
这戴某花，却是父母早亡、无兄弟姐妹的孤女！而这种小家庭受制于大家庭的状态，在内陆的乡村依然存在，何某和戴某花的悲剧就是如此。
我在想，如果何某有能力带着妻子去一个大城市，在那里谋一份工作，扎根下来。即使何某真的意外去世，戴某花受到婆家的压力会小得多——她也不至于那样绝望。或者，戴某花当年在打工时嫁给一位外乡的男子而不是新化老乡，夫妻俩在城市里打拼，不用看婆家人的脸色，也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的28岁妇女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不日，该女子丈夫再次服毒身亡。我当时在微信上和朋友讨论此事时，就说杨改兰如果18岁不是嫁给这家，而是南下广东，随随便便找条活路，也会过得比在康乐县农村幸福，自由。
当然，何某、戴某花这样的农村青年融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也不是那么简单。有人为设计的制度壁垒，也有他们因出身环境、受教育状况等先天的劣势。但我以为，农村女青年进城，其生存的能力普遍比农村男青年强。农村女孩子应该勇敢地进城，想办法在城市这个浩瀚无比的海洋里活下去，总强过再回到故乡的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