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03 美国
那些年，美国在信息领域真正的传奇只有一个。
就在任正非创办华为的4年前，列昂纳德•波萨克（Leonard Bosack）、桑德拉•勒纳（Sandy Lerner）夫妇在斯坦福大学创办思科Cisco。Cisco的名字取自旧金山Francisco，世界闻名的金门大桥就是Cisco自我宣传的最佳道具——构筑网络间畅通无阻的金门大桥。在约翰•莫里奇（John Morgridge）和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两代强人的带领下，思科一路兼并扩张，披荆斩棘，在制霸道路上先后干翻三代对手：第一代的3COM；第二代的康柏、惠普、DEC；第三代的电信巨人朗讯、西门子、北电、阿尔卡特等。
世纪之交，思科制造的路由器、转换器和其它设备承载了全球80％的互联网通信。成立十六年，市值增加100倍，登顶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
美国硅谷的《Upside杂志》将约翰•钱伯斯评为“数字世界之王”。《商业周刊》三年间两次将他评为全球前25位高级企业总裁之一。克林顿与戈尔是这样提及思科的，“不但在联网工业领域，在任何领域都是最出色的公司”，“钱伯斯是联网工业界、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真正领导者”。
然而，不可一世的钱伯斯却说，思科的第四代对手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华为。
记者没有听说过这家来自中国的公司，指着Huawei，问身边的人，是不是念Hawaii（夏威夷）？
1998年曾经一直专注电信级设备的华为，突然入局数据通信产品市场。在原本思科一家独霸的中国市场，只一年时间便占据了接入服务器新增市场的70%。随后，华为沿着接入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一路前进，逐步进入了主流网络产品领域，很快稳居中国市场高端路由器第二的位置。而国际市场上，思科核心路由器的市场份额从2002年第三季度的80％降至第四季度的73％。
思科已经不能允许华为长大了。
2002年华为在德克萨斯州设立分公司Future Wei。在美国媒体上打出经典侵略性广告：背景是思科的品牌图腾金门大桥，广告词“他们唯一的不同是价格”——华为的路由器比思科的同类产品便宜30%以上。传言当华为参加亚特兰大举办的Supercomm 2002商展会宣告进入美国时，钱伯斯就混在人群中。握指成拳，杀招隐现，凝力不发。
2002年12月思科副总裁造访华为，提出华为抄袭思科技术的指控。华为积极应对，首先暂停销售涉及纠纷的产品，同时开展内部彻查。
2003年1月22日，华为接到通知，思科在德州东部Marshall小镇的联邦法院起诉华为。一切都表明思科有备而来。起诉时间距离中国春节只有9天时间。起诉地点上也充分显示思科的老辣，Marshall小镇民风保守（陪审团制度），该联邦法院向来偏向知识产权所有者，以判罚严厉、结案快速著称。2002年10月裁决的美国Intergraph诉Intel专利侵权案正在此处，从递交诉讼到最后裁决只用了短短的1年零2个月。
思科的诉讼没有约定标的，即没有赔偿金额，意不在赔偿，而在市场。思科妄图拿到禁销令，将华为赶出美国和其他国际市场。思科陆续通知华为的客户，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后续追加和牵连赔偿会造成严重损失。
以知识产权为名义的商业游戏，绝不是两军对弈一战了之那么简单，背后往往围绕着司法、媒体、国际关系等等因素。中国方面毫无经验，案情一出，信息产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通信、IT业协会，甚至参加ITU大会中国标准团的相关负责人，都认为此事敏感，现在不是表态的时候，或者认为应该相信法律，商业纠纷应该由法律去解决。反观美国方面，可谓步步紧逼。
知识产权诉讼是既得利益者捍卫领地最好的武器。思科自己也是在知识产权诉讼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当思科还是后来者的时候，朗讯诉思科侵权思科。钱伯斯激昂反击，朗讯这种举动是一种试图“阻挠业界领袖脚步”的“纯粹的市场策略”，“是绝望公司的绝望举动”，“这是一种在过去的年代才会使用的竞争手段。”。而今天，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起诉华为时，思科答复说：“思科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是思科在研究和开发上长期大量投资的结果，思科有责任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适逢中国刚刚加入WTO，举世瞩目，思科选择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中国是否践行WTO精神”的高度，钱伯斯在多个场合“适时地”称赞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功绩。《华尔街日报》立即为此案定调，“两个企业间纯粹的商业纠纷”成为考验“中国政府是否言行一致，是否执行WTO关于知识产权承诺之决心”的试金石，并明示思科正在为“是否会影响中国市场而忧心忡忡”。
留给华为的只有华为自己了。
那真是华为的生死存亡之秋。外患内忧。华为功臣、华为天才李一男前些年离职创办港湾，虽然前期是内部创业，但是这些年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不断丰富业务线，不但越来越多地涉猎和华为竞争的领域，而且从华为高薪挖人愈演愈烈。一年前当任正非陪同胡副主席在国外考察时，收到噩耗，母亲在昆明遭遇车祸离世。
2002年，华为出现历史上第一次负增长。任正非癌症复发，手术，严重失眠，抑郁症，半年时间里都是噩梦，醒了就大哭。
托马斯.卡莱尔说，没有长夜恸哭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一个将近60岁的男人，深夜因噩梦坐起，捂着脸哭，仔细感受，是令人无法呼吸的沉重。
不如就停在这吧，漫漫长路，不如就停在这吧。
04 往事
时间往回拨，拨回那个八制乱华的中国。
面对七国八制的来势汹汹，本土电信寄希望于“巨大中华”。巨龙通信背后是中国邮电部，大唐电信的出生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兴通讯，国有民办。江湖上讲究论资排名，纯民营的华为被排在末尾。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商业故事一样，出生越是靠近体制，在市场上越是孱弱。1998年华为销售收入98亿，中兴40亿，巨龙30亿，大唐9亿。仅仅三年后的2001年，华为销售收入255亿，中兴93亿，大唐20.5亿，巨龙4亿。“巨大”不进反退，中国电信业，乃至世界电信开始见证深圳“双子星”的对弈。
1998年中兴和华为竞标湖南、河南交换机业务，矛盾激化，华为提交的标书处处以中兴作比，突出自己贬低对手；第二天中兴如法炮制。华为一怒之下，在河南与长沙将中兴告上法庭；中兴同样为之；双方又立刻全部提出都反诉。一环接一环，剧情紧凑，四场官司，人民群众强势吃瓜围观。官司基本以平手收场，但是战火却越烧越旺，2003年，印度招标，华为、中兴轮番降价，令印度人坐收渔利。同一时间，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在孟买的讲话这样激励市民“同胞们，大家要努力奋斗，否则20年后中国的上海就会追上我们孟买了。”故事没有结束，就是这样的一个印度2009年竟然再以反倾销的名义，征罚华为50%反倾销税；而中兴由于不提供资料更是收到236%反倾销税的严厉惩罚。一时间多国见状，凡是招标，必请中兴和华为对垒，鹬蚌相争，火星四溅。直到有关部门出面调解。为了防止恶性竞争，有关部门试图协调，比如某国招标，这次华为参加，协调中兴避让，下次反之。但是很快有关部门的“协调”成了双方新的争夺目标。
中兴创始人侯为贵生性平和，面目慈善，为人谦逊，很少发火骂人。一手打造的中兴，有着黄牛文化。每每在和中兴的对比中，华为的狼性文化、任正非的暴烈性情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现。张贯京在《华为四张脸》里记录了老板的两个故事。其一是他自己向老板汇报和南斯拉夫邮电部的谈判进展很快很顺利（最终华为得最低价，也被南斯拉夫拒绝），孰料老板勃然大怒，咆哮道“你们有没有脱开裤子，让相亲的对象直接看一下，你们的XX有多大，那样不是更快吗？”当时是整个华为代表团的全体汇报会议，在座还有两位女士，张贯京气得丢下资料转身就走。另一个故事，是张贯京的清华大学校友，当时在华为担任副总裁，担任宣传部长和首席新闻发言人，一次和老板同去拜会客户，在酒店大堂发现少带一份资料。老板发怒，“你们都是白吃饭的吗？”顺势狠狠踢了他一脚。
刚强暴烈的任正非领导了华为强势、不服输的狼性文化。华为和中兴，从SDH战到DWDM，从GSM战到CDMA，从2G战到3G，从PSTN战到软交换NGN，从国内战到海外，难解难分。在和中兴交手中，2001年中国联通招标案华为在CDMA95/CDMA2000之间下错注，2004年失算小灵通的市场的意外喷涌，除此之外的两军对弈，华为基本完全压制中兴。如今华为的销售收入已是中兴6倍。
侯为贵感叹，那些年，中兴和华为只有在和国家争取政策的时候才会团结。年初，中兴在美国禁令下一度休克。归隐多年的侯为贵披挂出山，登上远赴美国的航班。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古稀老人孤独的背影，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青年任正非苦闷无望的岁月里，他的案头的确放着毛选。反复的研读还让他收获了部队的“学毛标兵”荣誉。毛选第二卷有云：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任正非的抑郁症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命运终究唤醒了他灵魂深处的坚硬和暴烈。
任正非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
华为开辟四个战场。第一，指出思科产品中私有协议，所谓私有协议就是未经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可的厂商的事实标准，思科既不不公开，也不授权。但思科已有的市场已经很大，要和思科的产品兼容，就不得不使用思科的“私有协议”，是为产品重合部分的原因。第二，私有协议涉及垄断，遏制竞争。当时垄断正是西方社会的敏感词，华为主动反制。第三，配合法院对于源代码的审查，经公布华为产品源代码为200万行，而思科为2000万，相关只有1.7%。第四，任正非亲自在深圳接待美国3Com，商谈合作，双方成立合资公司H3C，华为的技术、诚信和品牌获得同行背书。
一年半后，双方和解散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