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Q-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历 史
对于中国人来说，政审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在八十年代以前，但凡入党、入团、入伍、招工、提干、入学等都要政审。
高考政审，是四十年前高考的“必修课”：多少英才因此而“望大（学）兴叹”；自然也就有“X二代”捷足先登。
对于大多数苦读了十几年书的人来讲，高考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这个考试决定了自己以后走什么路，过怎样的生活，为自己的未来定下了生活质量的基调。
高考也是国家选拔、培养人才的考试，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考试必须面向全体有意报考的公民，这种考试必须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选拔。
但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在教育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鼓吹下，有些人因为身份问题或家庭原因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而让他们失去资格的制度就是高考的政治审查制度。
文革前的所谓的高考政治审查制度，就是通过政策法规的形式，对考生的考试权利做出制度性规定，这些规定合法地剥夺了部分公民的考试权。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的前两年，高校的招生还沿用着前政权的招生模式，各高校单独招生，这种模式不利于政府的控制，特别是无法很方便地限制高校的生源。
至1952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开始进行初次的统一招生考试，统一招生的方式方便了政府对生源的审查，1953年正式出台了政审制度，规定下列人员不能参加高考：
1、现被管制分子；
2、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
3、确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
自此以后，高考的政治审查制度长期存在，并且随着极左思想的发展，审查也越来越严格，被限制的考生也越来越多。比如1955年的《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中：规定了下列人员均不录取：
1、被管制分子；
2、目前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分子；
3、五方面反革命分子；（笔者注：五方面反革命分子指“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4、被我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或工矿企业部门清洗或开除，现无确实证明有显著悔改表现者；
5、政治历史复杂，很难弄清而有可疑材料者；
6、品质恶劣或有反动言行、不堪教育改造者；
7、直系亲属被处死而本人坚持反动立场者。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当局认为知识分子中仍有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因此对于培养知识分子的高等院校加大了控制，把入学的门槛进一步阶级化，规定了下列人员均不得录取：
1、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2、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3、品质作风极端恶劣（例如，一贯偷窃、严重的流氓作风等）屡教不改的分子，均不应录取。
与以前相比较，1957年的规定不再是具体的标准，而是提出了不录取的原则，这些原则人为可操控性较强。
在整个社会都在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的情形下，这些原则也就不自觉地和阶级出身联系到一起，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资本家出身的子弟也就会被重点“照顾”。
为了严把高考的政审关，每年到高考报名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发文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对具体事项都做出严密的安排。
在文革前高考的政治审查是十分严格的，此时，能否参加高考，是否能被录取，不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出身的问题，是政治态度的问题。
一个丧失了基本公正、公平原则的考试也必将走到绝境，文革开始后，高校停止招生，再后来，文革后期高校开始免试接受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
高考的政治审查制度在文革后恢复高考后依然存在，但是摆脱了左倾思想影响下的政审越来越松，几乎成为一种形式存在。自此，高考的录取面向适龄的全体公民，最少在资格审查中已经没有了偏见。
高考的政审仅仅是当时各项政审中的一项，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入伍当兵，还是进工厂当工人，或者入团、入党，或者为临时完成一项任务需要组成攻关小组、科研小组，都需要政审。可以想象，政审就是悬在出身不好的人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刺向他们，让他们失去入学、入伍、入团、入党等等的资格。
当“政审”常态，读书人必无用武之地。曾有一段时间，“白卷英雄”轰动全国，许多识字不多的“又红又专”青年被推荐上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几乎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有点知识有点思想的老师都被关进“牛棚”或者失去了上讲台的机会，能够站在讲台上的，大多是不学无术的投机者，因而导致中国教育和各类专业人才很快时间出现断层。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遭遇：“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当年高考“政审”的受害者，谈及那段往事，冯骥才依然心有戚戚，“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
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如果当年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政审”“不宜录取”的命运，相反，当年那些因“政审”“不宜录取”的优秀学子，如果有人被命运改变走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贝尔奖项绝不是痴人说梦。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恢复高考问题。 邓小平针对高考政审连说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
当年高考“政审”曾经是千千万万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只不过许多人太过健忘或者说被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