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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 | 皇上不喜欢好人抱成一团

来源:史料搬运工

皇上不喜欢好人抱成一团

文 | 谌旭彬

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离开中央,去邠州做了地方官。

“庆暦新政”宣告失败。

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是重塑国家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其中八条涉及到对官僚系统的整顿。

第一条叫做“明黜陟”。简单说,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做“抑侥幸”。简单说,就是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们,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做“精贡举”,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第四条叫做“择官长”,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第五条叫做“均公田”。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厚农桑”、第七条“修武备”(恢复府兵制),与整顿官僚系统关系不大。第八条“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比如合五县为一县),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第九条“覃恩信”,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第十条“重命令”,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成了“庆暦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秦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系统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现存官僚系统利益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能依赖皇权。

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系统是秦制帝国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系统的利益,与秦制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皇权希望官僚系统“尽职尽责”维系社会稳定和汲取人力物力,官僚系统更在意“自己任内不出事”和“自己任内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很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游戏规则,却未必符合秦制皇权的利益。它们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均不利于秦制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些游戏规则,会严重降低秦制国家民众的耐剥削能力。冗官、冗费会提升剥削成本,玩忽职守会降低剥削总量,原本设计好了的“可持续剥削”,就会变成“不可持续剥削”,社会就会出乱子。

改革明显对宋仁宗有利。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他发现,在整顿官僚系统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

在秦制皇权眼中,官僚系统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远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东西。后者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前者则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

早在宝元(1038~1040)年间,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遜:

“君子小人各有党乎?”

张士遜的回答是都有,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是为公,小人结党是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遜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則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

图:宋仁宗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暦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小人自古爱结朋党,君子应该一盘散沙。皇帝要的,是以提问的方式,让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去修正政治上的言与行。

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项,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

“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大意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但,“于国家何害也”,和“于皇权何害也”,是两码事。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划为“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皇帝更加不高兴了。

他决定终止改革。

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这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暦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事件”。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举行进奏院赛神会,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的罪状。

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诏书的指向非常明显。

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好人抱成一团”与“坏人腐败怠政”之间,宋仁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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