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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的“正义”,“米兔”的挫败?

黄晓夫认为在一起强暴案中,男女各执一词,但是在现场的也只有两个当事人,因此受害者的证词十分重要,此案的检察官却完全没有询问受害者,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至于提出指控的女学生是否有可信度,这个问题应该是由陪审团来做决定,而不是由检察官做主。

并且,黄晓夫指出,在一个典型的强暴案件中,受害人往往处于精神和心理困惑的状态,更何况这是一个中国来的女学生,美国的警察可能也不知道如何解读中国女学生的反应。当女学生的朋友第一次报警时,她的脑子里面可能充满了各种想法。事实上,隔天她是在校方的建议之下才报警。

假如面对一场民事诉讼,刘强东可以拒绝来美出庭吗?黄晓夫认为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和一个美国上市公司的领导,从法律程序而言,很容易送达传唤刘强东出庭的通知,并且他的一举一动很难逃人眼目,刘强东如果拒绝出庭将是不智之举。

不论如何,如果女方决定提出民事诉讼,通常庭外和解几率很大。今年4月,在对美国有“慈爱父亲”人设的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的性侵刑事指控重审开庭时,检察官表示,科斯比曾支付一名指控他性侵犯的女性和解费338万美元。女企业家吉尔•哈斯于1997年起诉特朗普,指控其违反合同,同时也起诉其非暴力性骚扰,但作为与前诉讼有关的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她撤回性骚扰的诉讼。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因涉嫌性侵一名酒店服务员被捕,但坚持无意就针对他提出的民事诉讼进行谈判。后来民事诉讼以未公开的金额(据报道为150万美元)私下和解。

在提出民事诉讼之前,女方和团队需要考虑的是隐私、财力以及精力消耗的问题,以及检方所顾虑的“二度心创”。如果女方提出一起民事诉讼,她想必要面对身份暴露与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一个21岁正在就学的中国女孩,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美国的法律以及刘强东的律师团和媒体团奋战,这是一个长期消耗的挑战。

虽然有报道认为女方家境优裕,但真实情况并不是很清楚。民事诉讼的律师费用极可能以“事成收费”的方式来决定;在美国个人伤害案的原告律师代理,经常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原告由于经济资源有限无法打官司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律师获取的报酬取决于所代理的案件获得法院判决赔偿的一定百分比。如果官司打输了,律师将得不到任何报酬,但是原告仍然必须支付律师为办理案件而支出的相关费用。律师的事成收费的比例各有不同,一般的比例是三分之一。有些律师根据案件的具体进展程度,按比例增减其所分享的报酬。

刘强东案由于被告的赔偿能力,使得女方找到愿意代理的律师相对容易。即便如此,民事诉讼如果不能在短时间解决,对于女方仍然会形成长期经济的耗损。

从这些角度来看,女方可能有的诸多顾忌是不是正印证了#MeToo运动下所发掘出的残酷现实:性侵受害者,特别是在面对财势不成比例的“大人物”之时,通常对揭发罪行表示迟疑?

刘强东与#MeToo

刘强东涉嫌性侵案刚爆发之际,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一个可能在中国商界常见的企业大佬饭局以及延伸的性行为,在美国#MeToo运动的语境下,提升了女学生和校方的警惕意识。也就是说,同样的状况可能在国内就不声不响地遮盖过去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至少根据女方的说辞,她开始想要与刘强东“私了”,而在与校方人员咨询的过程中,校方人士提议她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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