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不出的轮回，理想化的幻灭？——《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耍Q-耍出你的范儿

九个具体问题的讨论：

1、不管是历史上的两千年，还是当下近40年，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这是为什么？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强大的具有自我生命力的组织，而组织天然具有确立使命、完成使命、自我维持、自我扩张和异化等内在属性，那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政权这样一个组织非要采用以上的掠夺式方式去延续和不断重建和崩溃？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原因，便是所谓“民生”，便是生存的基本要素，一个政权既然不能从获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需要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硬实力）、不能从对外贸易中持续获利（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不能从老天爷的自然资源那里免费索取（有这个好命的不多，更何况通常都会被“资源的诅咒 ”戳中，也即“荷兰病”）……那么其无可避免只能从子民生存的基本要素即衣食住行等方面去搜刮。本来应该作为滋养民众去赢得以上几方面竞争的基本生活权利和发展要素，都变成了最便于牟利的“公共品”，而规模经济又完美满足了“雁过拔毛”和“若要发众人头上刮”的商业模式，于是，国企、专营、土地等便理所当然成为必然选项。

2、基础工作，尤其是基础数据统计和信息传递能力对于维持一个庞大机体的运转是极其重要的，离开基础信息和传输效率谈改革谈执行，都是无土之木无源之水，终究失败。

数据库，在呀么在哪里~~~？这是北魏时期。

古今中外多少时代，这些方面一直都是非常落后的，所以西方城邦国家或联邦制等成为主流，中国区域差异各行其是始终强盛，不是中央政权不愿意高效统治之或扩大之，而是实在力所不能逮也。比如到了明代，距离北魏已经又几百年，这一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明代的数据退化更是必然的，因为任何的全国性系统都需要执行层面严格的配合和复杂的计算，在一个依靠人力和畜力来维持经济运营的时代，其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官僚们能力所及。”

但到了今日，IT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控制效力空前强大，银行的一个省分行往往自己做了业务但是看不到很多业务数据的全貌、因为权限和数据库都在总行，一个央企可以通过内部即使依旧是信息烟囱的业务系统对全国几十万人进行强有力的管控，更不要说雪亮工程等增加先进强大的体系了（雪亮工程_360百科）。吃饭时我经常举一个并不存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1）假如慈禧太后想知道中西部一个农民在干嘛，估计需要至少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命令逐层传导、再逐级反馈，能够收到关于真实情况的回音就不错了，更大可能是某一层的地方官员或小吏直接给了一个版本。如果不凑巧，估计太后知道这个农民在干嘛时，那个农民或许已经在一辈子未出去过的一亩三分地上悄悄死去了，不管是内因还是外因；（2）假如现在北京某个人想知道一个农民在干嘛，估计最多一刻钟就能知道，要么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本人手机或座机上，实在不行，这个人没有手机或没带，请村干部赶紧骑车去看一下，信息也便回来了。如果心情好，还可以对话几句；如果愿意，还可以看到其实时运动轨迹和正在运行的app。这就是差异。所以，不要高估古代执行一项巨大任务的可能性、有效性和彻底性，迷蒙和糊弄的成分很大，比如某朝代相隔十余年的两次土地普查，数字是一模一样的，皇帝也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去探究他到底有没有察觉已经不重要了，发现又如何、不发现又如何，顶多惩处几个中下层官员，那天文数字般的簿记他又无法改变、甚至无从阅读。也不要低估当下推行一个明确措施的时效性、直接性和排他性，因为IT技术为其插上了如入无人之境的翅膀。至少不管后续如何，但是总是能做下去的。（参看《总开关》）

3、拍马屁、迎合领导是一种本能吗？是进化过程中必然延续下来的？所谓“财政”，财在前，政在后。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财面前，人性暴露无遗，但为什么迎合领导的作为，永远都在理固宜然地发生？不管在什么场景下！在本书的财政演变历程中，这样的剧情我们会看到无数遍，而几乎全部是把相关人员或整个组织和民众的命运推向了深渊！比如最为典型的便是“聚敛之臣”在各个朝代“财政危亡”之际的小丑弄舞也罢，暂用饮鸩止渴法救于危亡也罢。比如“隋文帝的喜好导致了官员们虚报土地数目，虚报数字最高时比实际数字高出了十倍以上。”而这后面跟着的就是对百姓变本加厉的税收，直至帝国的轰然倒塌。

4、如果说因为自然条件等生产力限制，中国古代政府收入以农业为主，因此后续设定的重农抑商的策略是不可避免的，那为什么大商人们总是会（以下为书中原文）：“弃商从政，适时地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利用他们熟练的商业技巧，帮助皇帝敛财。……在任何一个政治侵蚀民间经济的时代，总会有一批原本成长于民间的商人把准了脉，跳出来要求被政府收编，希望用财产换取政府的保护，并在保护伞下谋取更大的发展。“这不是简单的人性的趋利避害可以解释的，因为在每个时代往往还有只会嘴炮的贤官集团；但这是否意味着懂得金钱或财政专业的人更容易识时务，而满脑子仁义道德的书生都只会瞎比比（正如今泊世这种沙雕）？如果说专业性会侵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变得专业？如果这种这样，而是权力下正常的动作变形，那么为什们权力有如此魔力？又该如何理解西方城邦制等模式下，统治者为了征战而向大商人等借钱，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约束甚至监督，促进了民主和现代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诞生？（参看《千年金融史》）。

5、和前面的迎合上级类似，言论也是一种可能神化也可能妖魔的存在，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一个言论重复多遍，“三人成虎”，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操控言论或舆论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可能为可能，这可能也是作者要在另一本书中阐述的统治的机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言论是如何被发起的？应该如何被管理？其发生器和免疫机制又是什么？无脑无识别能力的屁民又应该如何自处？不仅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那些更加无助的家人……

而如何维稳？本书中已经给出了宋朝的实践，那就是让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困苦潦倒但又不至于无法立足。让一个人仅仅只是没钱，看上去他还有权利、地位、尊严，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就会乖乖就范、变成一个工具。所以棚改的大量PSL之后，必然会被通过各种方式收回去或消灭掉啊，你拿着钱、想造反不成？

6、如果言论可以被控制、贤士等又不懂专业，只会讲一堆仁义礼智信的大话空话，那么文人们的BB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技术官僚集团就可以hold住一切了？从专业或技术角度来看，讲究规则，那么这个命题可能是成立的，就像在一个组织或国家高速发展时，更多领导人是从工程、建筑等技术领域和营销领域选拔的；而到了中后段，将擅长数字化管理和效益分析的CFO提拔为CEO，将注重人文关怀和道德理念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等作为引路人或精神领袖，也是可以接受的的做法，但警惕不要变成南非那样，所以，规则导向是首要的，因为这是和自然界及国际社会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相适应的，而道德等只是补充和约束。胡适先生说过一段话：“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可惜，从财政的演变历史来看，各种规则都是以“敛财”、度过财务难关为目标的，甚至到了国库充盈的时候，还是变本加厉，不会去顾及民间的承受能力。因此，出发点或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根源性、隐性、长期性的关键点，一方面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战略眼光，另一方面也需要内心的良知和道义的支持。文人们的BB，可能更多为后面的那些提供参考吧。道义之于社会，可能正如饮食之于个人吧，一个人可以不专门吃维生素，但必须有地方摄取；可以停止一段时间，但不能停太久。但无论如何，核心还是要坚持专业主义、警惕外行指导内行，瞎折往往悲剧收场。所谓一定要“敬天畏人”，畏的应该是会无情惩罚你的自然规律，敬的应该是各行各业的规则，它的背后其实也是自然规律。

7、在某些神奇或极端的语境下，国家成为最基本的市场经济主体或基础资产，比如瑙鲁就曾经将其国家主权之上衍生出来的一些权利商品化。而在当下的国际竞争中，大企业和跨国企业也都不足以成为真正独立的竞争主体，这可能就是2018年“中兴事件”的真正原因；而更早的时候，波音和麦道合并、对抗空客，更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达。进一步的，感谢1919年左右的世界，一战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诞生了大量新的国家，形形色色，与其说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不如说他们形成了一个市场，一个有竞争、有对比、有高下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再自行其是一厢情愿罔顾其他，他的优秀做法会被褒奖和赞赏，他的倒行逆施会被谴责甚至讨伐。虽然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也就200个左右，且实力悬殊，但仍然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进化机制。本书中提到，清代建立了虽然落后但简洁有效高效的财政系统，如果没有清末的外部势力干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我们是否会在漫长的旧道路上自行生长出新的东西？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但能够看到当下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国家就和职场上的个人一样，只要稍微落后和懈怠，就会被无情嘲讽、排挤和敲打，逼着你要么就范、要么离开、要么奋起。这是个好事吗？不知道，但感觉上不像个坏事，虽然有痛楚。

国与国的竞争，这是另一种市场经济吗？

8、效率唯上，是不应该被忘却的；目标要纯粹，经济要先行！

三国，财政为王，财政是看不见的战场。这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财政运行良好的状态，即使是在战时；也可能正是因为在战时吧，有竞争、有压力，才会克制、会努力。

但很多时候政治正确更有市场。须知从人口结构来看，正如孙中山判断革命形势时，把人群分成三类“先知先觉，不知不觉，后知后觉”，比例大概是5%，10%，85%，所以很多决策，尤其是引导生产力进步的，绝对不能去征求大部分人的意见，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但讲究效率的时候，不仅会损失一定的公平，更会丧失逼格，也失去了“作”的空间，很多普通人难以接受。王莽当时制造钱币就是一个极好的反例，你给后代提供了收藏品？但是你毁了当时的民生啊！孰轻孰重，历史自有分说。当今的特朗普，可能就是效率至上、在商言商的代表；其他国家不舒服，管他屁事啊。

进一步来看，什么主义、信仰，如果妨碍效率，请自觉靠边。平时可以说说笑笑，一到关键时刻，很多冗余臃肿无效的东西，都会被割掉；假如这个东西还有点油水，就更容易首当其冲了，典型的便是唐朝的灭佛运动。“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唐武宗发起了灭佛运动，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僧人还俗，增加财政收入和纳税人口。”所以，作为个人,不要去干那续些虚不拉几、不创造价值的工作，要时刻小心自己被干掉！

历史上很多时期，佛教的很多成员都依仗一些什么而（疯狂）聚敛钱财；须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不创造价值、还要占有，那就可能被清算。

所幸，我们还能从历史中看到点滴“弄拙成巧”的例子或曙光，是人民对效率和效益的自发追求所带来的，“自强”的基因，在长期困苦的古代人民的心中，依然如此顽强！

9、从统治集团来看，其中的每个人，经历决定见识，见识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事方式，行事决定结果，结果决定百姓疾苦或安定。但是从根源上，我们如何去事先准备这种“经历”及其环境呢？下文也会提到，统治者是要经过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教育和历练的，因为他要知道这个世界真实的运行规则，而真相往往是丑陋的。从普通人中产生的统治者，往往是没有能力驾驭、或者下了一盘死棋，如朱元璋，由于自身的出身及见识的限制；而很多继任者，又对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容易空中楼阁、一厢情愿。感觉真是无解。这种深奥的问题，我是想不明白的，期待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吧，看看如何操控和管理意识、维持统治的所谓帝王之术。